今年8月，14岁的湖南少年唐前（化名）向湖南警方报案称，自己和弟弟等人被骗到浙江，工作的“工厂”只是一家小手工作坊，生产场地非常简陋，吃的是菜场里捡来的烂菜叶，每天要工作14小时。7月15日他们向老板提出不干了，老板当下找来两个打手，说学徒费、住宿费等共400多元，要走可以，每人家里拿500元钱来。两个地痞说：“如果没钱，逃跑追回来断脚断手，用摩托车撞。”几天后，趁着老板都睡了，唐前才爬围墙逃走。
今年2月，江西省德兴市龙头山中学15岁女孩李燕（化名）和另外5个年龄相仿的女童辍学后，到浙江义乌市一家工厂当绣花工。她们每天工作12小时，由于睡眠严重不足，女童们经常恍恍忽忽的，有的被绣花针扎得鲜血淋漓。5月底，女童们准备结算工资回家，狠心的老板不仅分文不给，反而要她们倒贴次品费、房租水电费等，幸亏有亲戚在义乌市，女童们每人借了100元后才逃回老家。李燕哭诉：“我们要给衣服、帽子等绣上花，每绣1000针，才赚1分钱。”
浙江嘉兴市秀洲区洪合镇，是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地之一，这里的家庭作坊是非法使用童工的“重灾区”。8月10日，记者前往洪合镇新美村暗访。
记者随意走进一幢两层小楼的民居，看到一间屋子里摆放着几台加工毛料的机器，三个孩子盘踞在屋角的一张床上。记者假装是房东亲戚，和老板谈天了解到：他招收了3个“学徒工”。现在是羊毛衫市场的淡季，“学徒工”的工钱要等到年底再给。
隔壁房间一个打工妹在切辣椒，她说，这是今天晚饭唯一的菜，打工者一天只吃两顿饭。记者问她一个月拿多少工资？她沉默了一会说：“一二百吧。”
一个自称是来自贵州都匀县的男孩子说：像他这样年龄就出来打工的孩子多得很，家里穷，就早点出来挣钱，只是受了委屈时特别想家。
据新美村村主任介绍，全村现有外地打工者2500多人，而当地村民才2200多人，本地人大多到镇上购买商品房，全村现有500多个羊毛衫加工小作坊，绝大多数都是租用当地农民的空房子，业主主要来自安徽、四川、湖南等地。
据悉，今年六七月份，浙江省在温州、台州、绍兴等市检查发现，个体作坊和少数外资企业雇佣童工现象十分突出。
浙江个私经济发达，来自贵州、江西、湖南等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小孩，通过父母、老乡、亲戚朋友等带到浙江打工，一些童工甚至在被遣返后，仍然想主动返回浙江。在一些家庭作坊的童工，大多和业主是亲朋同乡，他们在对付检查时往往口径一致，或者干脆称只是在作坊里学艺，不领取报酬，使劳动部门查处时颇感为难。
安徽霍丘县的一对姐弟，弟弟谢健作笔录时讲自己是1986年11月15日出生，属童工。而当地公安机关开具的身份证明竟然将谢健的出生日期改为1984年10月20日，这样，谢健和他的姐姐谢军（1985年2月25日出生）由姐弟关系变成为兄妹关系，而且这对假“兄妹”前后出生时间相差不足5月。一些贫困省份公安机关户籍管理较为混乱，个别民警收取四五百元好处费，就随意开具虚假身份证明。浙江劳动监察部门发往童工原籍公安局的关于童工真实年龄的调查函往往石沉大海。去年遣返两名河南童工，路费就花去了万余元。
浙江省有关部门称，《劳动法》的刚性不足，强制手段缺乏，同时由于人们思想观念、法制意识的差异以及地区间贫富差距，童工问题可能还会在一定范围内隐蔽地存在。（《记者观察》200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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