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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强师傅（左）在检修机器 |
“滑头的人，技术绝对上不去。技术好的一般在很多时候都是沉默寡言的，他们进入了自己的状态。现在的技术是比过去粗糙多了，主要是大家的心气跟过去不一样了。看着当官的手不动，膀不摇，驾着二郎腿，拿着高出工人多少倍的工资，心里有气。于是手下就没个准儿了……”周师傅说。
我的任务是采访几个过去的高级技术工人，听他们讲为什么今天工人的技术竟远逊于他们那一代。
去年，王师傅工作了几十年的企业、一直在发给他退休费的企业发生了大爆炸，死伤好多人。王师傅听到这个消息后有些伤心。那是他工作一辈子、注入许多感情和发生许多人生故事的地方。
按说早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今年72岁了，那些四五十岁的工人师傅都被以买断工龄和内退等形式请出了企业。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没什么技术的农民工，事就出在他们身上，他们把氢气管焊错了，导致爆炸。
是北京汽修某厂的周师傅介绍我认识王师傅的。王师傅是周师傅的师傅。这两人当年都是技术上的大能人。
现在社会上一片呼唤技工的声音，北京市刘海燕副市长曾说，北京之所以不生产奔驰而生产韩国的现代车，是因为没有能够制造奔驰的、技术高超、全面的产业工人。记者心想，这两个高级钳工、车工兼机修和电器工程师，在“西方资产阶级能做的，东方无产阶级一定也能做到”的年代里曾撑起一片天。他们有责任心，一味以钻研技术为乐趣，如果有好的管理和环境，一定能造出奔驰一样精密的机器。
“技术好的一般在很多时候都是沉默寡言的。他们进入了自己的状态”
周师傅叫周强，在北京市公汽汽修某厂当检验工。他主要检验两种东西，一个是修理完毕的大公共的尾气，一个是车工车出来的活儿。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他一手抓，说明他的技术全面，一个工厂确实需要这种什么都精通的技术能人。
记者坐在他的检验房里，外面公共汽车呼啸而过，油门轰鸣，周强操作意大利进口的机器把每辆刚修好的公汽的尾气记录在案，判定是否合格。
他刚到五十岁，个子不高，很瘦，总是笑眯眯的，行动敏捷。记者从侧面打听，他过去曾经过五关斩六将，但不论记者怎么启发，他说出来的都是他曾犯过哪些错，得到了哪些教训。
我知道他父亲和哥哥都是火车司机。他小时候学习不错，考上名校北京四中，上了一年初中就赶上文革。后来当了工程兵，到甘肃的大山中修轰炸机场……1973年复员。来到当时叫东方红炼油厂的燕化。
“我原来是干钳工的，1975年4月17日改的车工。我为什么对车工感兴趣呢？因为我是工程兵出身，一直体力劳动，曾经用手把一座大山掏空，太累了，因而对能代替人力的机械感兴趣。我的钳工活干完了，就去车工师傅身边看看，拿拿工具，浇浇冷却液。这位车工师傅看我挺感兴趣，就跟车间提出来要收我为徒。车间说，学就学吧。后来有人说我没选好，俗话说，‘紧车工，慢钳工，溜溜达达是电工，铆锻焊，凑伙干，让翻砂，就回家。’
“车工首先是刀的问题，刀磨不好没法干活，一把刀有14个角，3个面……我比较勤快，死钻车工理论，读了有关切削理论、材料力学和机械制图方面的书。
“有一次干活，车不锈钢，不锈钢又粘又硬，那长长的铁屑一圈一圈拖到地上，我想用脚去踩。这是个错误动作。我师傅当胸给我一拳，把我打得一个趔趄：‘你说你肉硬还是铁屑硬？’他把车停了下来。我愣了。老头从来没这么发脾气。原来，切屑本身就跟刀一样。有时脚一踩，如果车床一转它马上就往上转，跟刀一样锋利，能把人连鞋带脚切掉一半。
“我曾经修过一台钻床，摇臂总是锁不死，总在左右运动，查了3天，我们才发现，是一个两三平方毫米的毛刺躲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这两档事给我影响特别大。”
这个谦虚的老师傅，增加了我的采访难度，但也使我看到了一个技术高超的技工所应有的一种品质。有一种说法，中国人难以像德国人和日本人那样制造出精密的东西，除了技术落后外，更重要的是气质和性格上的原因。中国人一般是“差不多就行”的大大咧咧的性格，同时在归因上有一种滑头的倾向，如果在工作中出了问题，总爱推脱自己，把肇因推到他人或是外部环境上，而日本人和欧洲人一般爱自责，总认为是自己没有做好而导致问题。
现在的中国青年工人更精了，谁还批评与自我批评？尤为可怕的是像周强说的，“现在‘尖懒偷滑坏’的人多了，有的工人一上厕所就半个小时，一看明天活累就打个电话说家里有事不来了。‘尖懒偷滑坏’，过去很少，我们那时不管什么活，都是扑上去。”
呼唤技工实际是呼唤一种精神，一种敬业的、傻傻的、深爱自己的匠艺、视其为一生归宿的精神。就像周强说的，“滑头的人，技术绝对上不去。技术好的一般在很多时候都是沉默寡言的。他们进入了自己的状态。”
“看着当官的有气。于是手下就没个准儿了”
周师傅老说他的师傅，王师傅特别厉害，可我一直不知道他怎么个厉害法，直到有一天我采访了他最佩服的师傅王家驹，才知道他确实是个能人。
王师傅说了一件事，70年代，机床紧缺，研究院缺一台锯床，但机床都是国家定量供给，买都没处买去。研究院决定自己做一台。
王家驹带着周强等人来到位于京东的北京化工机械厂了解锯床的构造。那时机床都是宝贝，人家不让拆卸，说把整个机床解体叫大修，要伤筋动骨的。周强等只能从外面描画机床。这绝对是门技术，他们边替人干活，边操作，边描画，一个星期后，周强画出了完整的图纸。
回去后，周强带人进行技术攻关，每天晚上干到一两点钟。机床上的每个机件都要自己做，根本没处买去。周强自己就连琢磨带模仿做了导轨、液压等关键部件。他们不因是自己做就瞎凑和，所有的光面立面都严格要求，刮研得平平展展，用他们的术语说，“纵向看着没夹角，刮研看它平不平，每平方厘米必须有28个接触点。”
他们做出一台锯床，还顺带做了一台牛头刨。这两台机床他们用了很多年，一直到改革开放后进来了更先进的外国的数控机床。
能造机床的人早已超出了车工的范畴，在和他的交往中，我体会到一个技术能人，一个合格的技工实际对整个知识层面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兴趣。他酷爱读书，在七八十年代青年工人读书的热潮中，除了读《机械知识》、《物理》等技术书籍，还看了《反杜林论》、《第三帝国的兴亡》、《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名著。
在石景山的小酒馆里，周师傅脸红话多：“过去现在都有危机感，过去是政治上的危机感，怕扣政治大帽子。现在是经济上的危机感，怕扣钱……
“现在普遍存在孩子上不起学，青年人买不起房，老年人看不起病的现象。我的工资1300多元，孩子上中专，我现在连自己住的3万多元的2居室也买不起。
“对工人苛刻似乎成了习惯，加班应该给100他给80元，平常拉晚不给加班费，每天修十几个车，累得贼死，天天拉晚。工人的积极性屡受打击。
“现在技术练兵是走形式，玩花活，什么车工、电工都答一张卷子，而我们那时车工有车工的卷子，机修有机修的卷子。而且那时我们是从心里真想练技术。而现在青工认为，搞这干啥，背什么卷子瞎耽误工夫，还不如把这些奖金给我们分了。
“现在的技术是比过去粗糙多了，主要是大家的心气跟过去不一样了。看着当官的手不动，膀不摇，驾着二郎腿，拿着高出工人多少倍的工资，心里有气。于是手下就没个准儿了……”
“工人是最实际的，觉得你有真才实学盖过他，他才服你”
在周强嘴里，王师傅王家驹是个传奇人物，抗美援朝时就已是中尉了，专在延边修被美军飞机炸烂的汽车。车、钳、电都会，尤其精通电机。他还会英俄两门外语，是一个大能人，周强亲眼看到一次在山坡上卸货，专业司机都倒不进去，他进了驾驶室，轻轻松松把车倒进位。用周强的话说，王师傅“形象作派像工人，知识深广程度像知识分子”。
周强带着我来到万寿路王师傅的家。王师傅今年72岁了，显得很年轻。他把家收拾得很利索，看起来有些雅致甚至时尚。
王家驹实际是个知识分子，他1950年高中毕业（比现在的研究生还珍贵），参加解放军，被分到防空军。到雷达学校学习。雷达学校是原国民党的雷达研究所。老师都是原来的留美人员，其中著名的有郑乃琛。学习了1年零8个月，把大学3年半的课程全学了。学完雷达发射机又学柴油发电机。王家驹成了部队里技术全面手。1960年让他接收苏联人让出的旅大修配所。他到了那里专修汽车，搞了许多小发明，比如为了省油堵塞一点化油器什么的。
“我是60年代初转业到北京内燃机总厂的，那时正排级，让我当技术组组长。工人老师傅看不起我，一个复转军人算什么？工人是最实际的，觉得你有真才实学盖过他，他才服你。有一次三用表坏了很多，堆在那没人管，明摆着让我处理。我是搞弱电的，雷达都能修，别说这个了，一会工夫就修好了一堆。一看这出手，工人马上就另眼看你了。”
后来王家驹又露了几手，就完全从技术上在北内立住了脚。那时倒也干脆，技术决斗，能者为王，不像现在，多了些乱七八糟的。
“我觉得工人必须学理论，不能傻干，知识分子一定要到实际中干两年”
王家驹60年代参加了北京内燃机总厂的好几次重大技术攻关，212吉普和130卡车的发动机都有他的功劳。
那时口头上是讲政治，但实际还是用能人，上面把王家驹给提升成工段长，管3百多号人。
“还是有人不服，有个八级工玩了一招阴的。他把大型专用设备、捷克进口的大龙门刨的线头给拆虚了。机器停转，大家傻眼。这是每秒行进60多米的巨型机床，自动控制，光电机就有二三十个。国家花两亿多元人民币购买的。他等着看我笑话，我要是修坏了，蹲20年的监狱是跑不了的，那时可是真执行啊！
“我一去检查就查继电器，一下就给查出来了。我知道这是谁干的，我告他他就得坐牢，这是稳的。但我一声不吭，把机器修好。他在旁边提心吊胆的，看我没动静，知道我放了他一马。后来死活要调我手下，拼命给我干。他家生活困难。我补助他，我让他干啥，他就卖命干啥。
“我觉得工人必须学理论，不能傻干，知识分子一定要到实际中干两年。我们要重视这样的事实，不要一说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就不重视实践了。不要走到反面去。实践很重要，太重要了！1999年，有一个在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分到研究院，人们特别重视，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可他弄了一个课题，前后花了一千多万，什么也没研究出来就走了……
“我们要研究怎样干才对咱们国家有好处，不要为一种概念所左右。不能因为是文革中提出的口号，就把整个做法都抛弃。”
我觉得王家驹有一种很强烈的年华不再的感觉。靠高超的技术赢得老工人拥戴的岁月已成过去，他只能一个人呆在家里，摸索着能勾起过去回忆的东西，把满腹才学都倾注在玩具般的东西上。
“我姑娘一个三洋日本洗衣机坏了，检查一下是控制板有毛病。主要是集成块里的可控硅坏了。去保修点，他们根本不修，要就是换一个控制板，要一千多元。我要看图纸他们也不让看……当时没时间，闲下来后就开始研究。发现是设计上的毛病，控制板里热量很大，散不出去，因为给设计成密封的了。所以这个型号都是这个地方坏。我死孩子当活孩子医，用国产的可控硅代替，把机器修好。但没人能像我这么干，就我一个人这样。广大中国消费者只能干吃亏。”
王家驹打算最后一次发挥余热，以自己丰厚的学养为证据，向三洋公司起诉。
对于记者反复问的为什么这一代的青工普遍技术不行的问题，他略有些不屑地回答道：“分配的不公使工人们心理不平衡。如果干部享受在后，吃苦在前，一切都能解决。” （《中国青年报》200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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