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认识有个误区，即一提到性病，就想到卖淫嫖娼，就想到乱搞男女关系，殊不知还有例外。
1995年2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一对年轻父母带着一个五岁男孩到我处看病。那父亲说：“丹医生，我小孩一小便就哭，小雀雀黏糊糊的。看了几个医生都看不好。他们都说小孩得了尿道感染。你看怎么办？”
我看了后，说：“可能得了淋病。”
“不可能。小孩也没有发育，怎么会得性病？帮帮忙。”那父亲说话带些嘲笑的口吻。
“那就化验一下。”我准备用事实和他们对话。
化验的结果，天平向我倾斜。
“啊？这是怎么回事儿？”那父亲目瞪口呆。
“你最近一周有没有带他到公共浴室去洗澡？”我问那父亲。
“有呀，前五天。天气有些冷，我想公共浴室暖和。”
“你们泡过大池？用的是公用的毛巾？”
“是呀。”
“和你们一起洗澡的一定有性病患者。他们生殖器的脓性分泌物排泄在大池里或者大池的边上，擦在毛巾里，你小孩抵抗力差，碰上了容易感染。”
为了儿童的健康，我于1996年在《新民晚报》撰文呼吁家长们勿把孩子带到公共场所，勿用公用浴池和毛巾。
1993年农历的年初七，一个来自农村十七岁的高中生庄晓芹到我院看妇科，妇科医生转至我这里会诊。我怀疑她得了淋病，叫护士小姚立即取小庄的阴道分泌物去化验，去培养。结果显示：淋病。
“医生，请你重新化验好吗？我是高二学生，没有结婚，也没有男朋友，从来没有做那种事，怎么会有性病？”她哭红了眼睛要求道。
“小庄，我完全相信你的话，但是我们也要尊重客观事实，尊重科学。”我耐心解释道，“你有没有考虑过非性接触的可能性？”
“不懂。”
“比如说，你有没有到公共浴室洗过澡？”
“没有。”
“再比如说，你有没有借用别人的毛巾洗澡？借别人的内裤穿？用别人的马桶方便？”
“哦，有。”她突然眼睛一亮，“过年时，我到姐姐家做客三天。毛巾、内裤都没有带，全用姐姐的，还在姐姐家的浴缸里洗澡。我姐姐蛮正派的，怎么会？”
我微笑着说：“你姐姐正派，不等于不会得性病。随便说说吧，假如你姐夫出差染上了性病，假如你姐姐到公共浴室洗澡染上了性病，假如你姐姐用了他人的马桶、毛巾、内裤……总之，你姐姐得性病，是你得性病的前提。你回去问问吧，问她的症状是不是和你相同，或者更厉害。如果是，就请她也到我处来，一起把性病彻底治好，越快越好。”
第二天，庄晓芹和她的姐姐一起来了，检查结果也是淋病。庄晓芹竖起大拇指说：“丹医生，你解了我的谜，也救了我们姐妹俩，我们谢谢你。我今后高考填志愿，也要填医科大学，做个好医生。”
在我看过的STD患者中，年龄最小的是刚出生的婴儿，年龄最大的是86岁的老人。据那老人说，他就是公共浴室的常客。
STD患者中，不少人是有钱人，大多数能承受昂贵的自费药及各种治疗费用，即使不能报销也无所谓。这些人患了性病后，羞于启齿，很注意保密，即使多吃了一些药，多打了一些针，多花了一些钱也不计较。而我国医疗卫生部门对STD治疗市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人力、财力、物力投入不够，很难抑制STD迅速蔓延的势头。一些梦想发财的人看准了这一点，垂涎欲滴，感到这里有很大的赢利空间，就千方百计削尖脑袋，争先恐后地抢占STD治疗市场。
福建省莆田市农村郊区的一些人，大多数仅仅是初中文化程度，却是抢占我国这一市场的主力军。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起，直到如今，始终是活跃于这一市场的生力军。请看全国性病麻疯病控制中心提供的一组惊人数字：对24个省市自治区1516家公立医疗单位开设的性病门诊调查，发现有63.3％的性病门诊被私人承包，其中预防保健、康复中心等单位被承包的比例为77.1％左右，卫生防疫站与皮肤性病防治所被承包的比例为67.5％左右。他们用经商手段，来运营STD治疗业务，获取了亿万财富。他们的运营特点是：家族性、组织性、网络性、欺骗性、赢利性。
家族性：是指他们大多数是嫡系或旁系亲属出来投资入股经营的，风险同担，利益共享。
组织性：他们大多数都组成注册的集团公司，分工明确，组织严密。一般地说，投资入股或资金最多者任董事长。
网络性：集团公司是他们家族的神经中枢，下设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点——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各个点大约三个人：主任（或经理）、财务会计、业务总管。他们赚的钱必须按月上缴集团公司，日常开支也一并上报，由集团公司领导审批、指示，发放工资和奖金。这些承包性病的门诊大多以协议处方治疗，一般每个病人治疗费至少4000元。
欺骗性：他们善于拉大旗作虎皮，打着所谓“合法”的招牌，大做特做广告，扩大业务量，让病人大剂量地应用价格昂贵的药，从而攫取暴利。不少新闻媒体报道，说他们自己租了间房子，开了间非法诊所，穿着白大褂，冒充专家教授看病，以假乱真，赚取金钱。是这样吗？据我看，这只是极个别的，绝大多数情况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他们早就露馅了，早就站不住脚了，早就被揪出来了。他们决不自己租房开诊所，而是像寄生蟹一样，与大医院合作，借一方宝地，挂一个“泌尿生殖中心”或者“泌尿男性科”或者“皮肤性病专科”的牌子。他们每年上缴给医院××万元（例如30万元等）。医院领导往往为这个××万元利润而动心，提供发票，提供诊疗场所，提供广告证。
那些莆田老板有他们经商的“得失观”，深知“吃小亏，占大便宜”的道理，请客送礼搞公关，花大钱登医治性病广告，在所不惜。据有关报道，2001年底，江苏省卫生厅开始全面封杀性病广告，但是2002年2月27日，记者翻看南京的三家报纸，发现许多版面的70％仍被“泌尿系统疾病”的广告所占据。去年底，我和411医院的皮肤科陈医师等到青岛看病，莆田的一个老板大做广告，竟把陈医师说成是“上海市华东医院皮肤科教授”，把我写成为“二军大教授”，张冠李戴，真叫人啼笑皆非。第二军医大学在哪里？我还不知道呢！当我严正指出时，这个老板说：“不成问题，我和这里的卫生局局长、和报刊负责人很熟悉，老朋友。”
莆田老板请的医生绝大多数都是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教授，特别重视高薪邀请上海、北京、广州、南京、成都等大城市的名医，前来为他们坐诊。他们自始至终对请来的医生不断地洗脑，按照他们制定的医疗方案开药，开大处方，开昂贵的药，一个疗程10天，两个疗程20天。他们叫医生大用特用抗菌素和抗病毒的药，不顾毒副作用，狂轰滥炸，美其名曰“彻底治疗，以防后患”。最近，有关调研组专家暗访发现，所有性病承包门诊都在使用本不应当使用的MDI（多媒体显微镜）和易于出现假阳性的PCR（聚合酶链反应）方法做常规检测。而经这种所谓“高精尖技术”“一流仪器设备”诊断后，不少健康的人变成“性病病人”，从而落入高消费治病的圈套。
莆田老板还鼓励医生尽量把健康人或有常见病的病人戴上“性病患者”的帽子。在上海市某医院，莆田的又一个老板树立了一个有“良好经济效益”的标兵——某医院退休的妇科副主任医师。因为她太胖，外号叫“娜塔莎”。她把一个妇女外阴唇上常见的皱壁，写成“有鱼鳞斑，有异肉突起”，从而诊断为“尖锐湿疣”，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那人激光治疗。我和该院副院长对病人进行复查时，推翻了“娜塔莎”的诊断，她连忙把病历撕毁。
营利性：这些莆田人的活动，一切围绕着多赚钱，赚大钱，快赚钱。为此，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因为药物的利润空间相当大，他们就要求每一个聘用的医生天天开大处方。
在浙江奉化市的一个医院里，我还看到仅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莆田人穿着白大褂，坐在医生办公桌的旁边，监视医生开药。一旦医生开药太少，他们可以把医生拉到室外训话。医生开的药大多数用代号，以增加神秘感，使病人无法拿处方到院外配药。医生写好药方，立即交给护士，由护士带领病人到药房去拿药，以防病人外出配药。
我和莆田人打交道已有四年的历史。1998年2月，我接受上海市专家医学研究中心委托，到上海市一家医院借用一幢楼房，开办专家诊疗科，我被聘为主任，领导十多个专家教授等各类医务人员，辛勤创业。不到两个月，莆田人林记总公司的四个人前来接管专家诊疗科，一夜之间，林董事长接替了我这个主任职务。一个高龄的外科副主任医师惊呼：“我辞职后，闯荡大江南北，怎么逃来逃去，逃不出莆田人的手掌心？真扫兴！”按分工，我仍旧看泌尿男性科。林董事长交给我一个手写复印件《初诊治疗》，强调要严格遵守。现摘录《初诊治疗》的一段如下：
对病人的种类进行定位，捕捉其消费水平，对其开出相应的病历和处方。
种类：（1）知识分子、公务员：运用一定的医学理论进行解释、说明，从而达到激发的目的。从病人的心态、身份和自尊心入手，来促进其接受治疗。从病人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入手，使其产生危机感，从而达到治疗目的。（2）商人：社会经验丰富，经济富裕，对医学认识不够。解释上多耐心、多以心理学、其次医学（危害性、后遗症、危害家庭方面）来引起他的重视。（3）低智商：不懂医学，对病人加强了解并赋予同情心，达到信任的目的，重点放在心理治疗，加强患者危机意识、后遗症、严重性方面做工作，但解释通俗易懂就行。”
药物治疗：即掌握病人的相关材料，根据不同病人进行对症下药，根据消费情况可分为高、中、低三级病号，因此，应相应考虑以下三种情况：1、经济情况。2、家庭情况。3、社会情况。4、用量方式：首先低，其次增加量，最后维持量，用药有高有低的感觉。6、从用药情况谈：在病人接受药物治疗期间，必须坚持每天给病人介绍新药，并更换治疗方案，延长疗程。在进一步增强信任感的同时，达到提高复诊率的目的。7、在复诊的第三天，必须谨慎行事，必须对整个工作的进程，有一个大致的估计和预测，并对为什么继续用药这些方面为病人做满意的解释和回答，前后接轨，避免病人流失。”
从以上摘要可以看出，以“高智商”自居的莆田老板，要求医生们善于察言观色，揣摩病人心理活动，晓以利害，动之以情，拉住病人接受连续治疗，提高复诊率，多多用药，多多赚钱。
私人承包国家单位的性病诊所，弊大于利：（1）大量滥用高级的抗菌素，降低了人体的免疫功能。（2）私人承包者在损害人民身体健康的同时，用种种手段大量榨取了患者的钱财。（3）损害了国家医院的声誉。（4）巧妙地逃避了国家的税收。（5）私人承包者的聘用制、公关手段和大做广告的行径，腐蚀了一批卫生局领导、医院院长、医生、还包括其他有关单位的领导……（6）私人承包的性病门诊老板们，为了避人耳目，逃脱监督，经常指使医生少报、漏报、乱报、甚至于不报性病疫情，使我国性病疫情报告工作愈来愈不准，严重影响政府机构的决策，成为一个很大的薄弱环节。
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加大对STD治疗市场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采取有效措施，合理用药，彻底治愈STD患者，遏制STD迅速蔓延的势头。注意充分发挥已退休的泌尿科、男性科、妇科、皮肤科等老医生的作用。
前不久，国务院艾滋病协调委员会专家调研组撰文：《性病诊治市场混乱，治理整顿刻不容缓》，呼吁取缔一切形式的性病承包门诊，严厉打击非法行医与非法广告，从严治理整顿性病治疗市场，使我国性病防治步入规范化的轨道。
我们和STD的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一场捍卫中华民族子孙万代健康体质的战争。
（注：作者丹芝为上海市嘉定区中医医院主治医生）（《北京文学》200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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