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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纵容“虎豹”横行

2002-12-12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一波三折,震惊中央的司法腐败案浮出水面

1999年初,中央一些部门先后接到一封署名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匿名举报信。举报信中称大连监狱罪犯、外号“虎豹”的邹显卫在大连监狱服刑期间,买通监狱多名领导,将其“死缓”改为有期徒刑17年;在监狱里,邹显卫住高级套间,有手机和固定电话,乘坐豪华轿车随意出入;在监狱招妓,并经常与狱领导推杯换盏……

1999年4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到总理办公室转来的这封举报信后,当即批转辽宁省人民检察院,责成他们“派人认真查处,并报结果”。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当即批示:“如果情况属实,问题确实严重。要组织得力人员认真查处……”并责成大连市检察院监所检察处调查此事。大连市检察院立即进行了调查,可调查结果是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对“虎豹”事件的举报却依然不断。大连市政法委牵头组织检察院、法院、公安局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一步深入开展调查。调查报告的结论仍然是没有问题。至此,该案一时搁浅。

2001年初,一位记者以“内参”的形式,再次向中央领导反映“虎豹”一案的黑幕。随后,中纪委和辽宁省检察院均派人到大连进行摸底侦查,并掌握了此案所涉及的大量触目惊心的违法犯罪和司法腐败事实,从而证明举报人所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2001年3月,在声势浩大的“严打”行动中,已“保外就医”混迹社会再犯血案的邹显卫终被捉拿归案,第二次被判处死刑,即将执行。4月20日,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赵宏来沈阳检查工作,得知“虎豹”一案内幕,当即指示:“马上到大连去,刀下留人,这个‘虎豹’现在不能杀,要彻底查清此案背后的东西。”

面对办案人员的审问,“虎豹”只说了一句话:“如果你们想让我开口,就要把我从这里带走。”由省委主管政法的领导紧急出面协调,“虎豹”被从大连押解到沈阳。

一起罕见的司法腐败案终于被彻底揭露出来……

劣迹昭彰的“虎豹”死里逃生

“虎豹”邹显卫1963年生于大连市金州区,由于长得高大剽悍,且生性好斗,凶猛残暴,人送绰号“虎豹”。80年代初,“虎豹”在大连高新技术开发区开了家“一步天”歌舞厅。开张之初,他就将社会上一大批地痞、流氓收罗门下,渐渐形成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伙,在黑道上称霸一方。同时,“虎豹”歌舞厅的生意越做越大,进而涉足娱乐、餐饮业,到1995年,他的资产已逾千万。

然而,生意上的兴旺发达并没有让“虎豹”安分守己,天性好斗的他在不到40岁的短暂生命中罪恶累累。1979年9月,16岁的“虎豹”就因持刀伤人被劳教两年;1983年4月,他又因流氓罪被大连金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1992年10月19日晚上,“虎豹”纠集7人,携带猎枪、藏刀、木棒等凶器与高福崇、常福胜团伙展开火并,“虎豹”用猎枪朝高福崇连开两枪,当晚高因左腿股动脉、股静脉破裂导致急性大出血而死亡,常福胜也被打成重伤。后“虎豹”逃到国外,因语言不通,一年后又潜回大连。1994年3月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

1994年11月25日,被羁押在看守所的“虎豹”向管教干部检举同监室因盗窃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王学成,是大连市大学校园内一系列入室抢劫、伤害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公安机关提审查证属实,得以破获一起大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邹显卫杀人案时,对其重大立功表现予以认定,但同时认为邹致人伤亡的枪支下落不明,其没有提供真实情况,说明没有真正悔改,不能减轻处罚。1995年4月,大连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流氓罪、非法拘禁罪,判处“虎豹”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邹显卫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辽宁省高院。1995年11月6日,省高院改判邹显卫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监狱成了杀人犯的行宫和别墅

死缓判决下来时,“虎豹”没有按规定立即前往辽宁省瓦房店监狱服刑,而因结核病在大连监狱医院住院。为了能够得到照顾,“虎豹”通过关系和大连监狱狱政处副处长杨福玉交上了朋友。

一天,“虎豹”把杨福玉找到医院,说他想留在大连监狱。杨福玉说:“能不能留下来只有监狱长谢红军说了算。要不,我牵线,你和他认识认识。”

几天后,“虎豹”把他的朋友——大连某开发公司总经理葛某介绍给了杨福玉,再由杨安排由葛某出面请谢红军吃饭。觥筹交错间,葛某跟谢红军提出了想让“虎豹”留在大连监狱服刑的要求。谢不置可否。第二天,葛某给谢红军送了5000块钱。收下钱,谢红军便安排杨福玉到省里办相关手续。

1996年4月,邹显卫从辽宁省瓦房店监狱如愿转到了大连监狱。来到大连监狱的第二天,由葛某出钱、杨福玉组织的酬谢宴在大连万达酒店隆重地摆开了,“虎豹”及其妻子陶某都亲自前来道谢。一个堂堂监狱长竟荒唐地和死缓犯在大墙之外的高档酒店推杯换盏称兄道弟起来。

到大连监狱一个月后的一天,杨福玉找到“虎豹”说:“老弟,我们谢监狱长刚从盘锦调来不久,现在还没有房子住,你能不能帮助解决一下?”“虎豹”立刻拿出手机,打电话给葛某:“哥,监狱长要套房子,你帮老弟解决一下吧。”

葛某很快为谢红军找到了一套80多平米的单元房,并花了数万元装修好送给谢。

1996年秋天,大连监狱成立了信时达公司,后来改为四大队。公司一成立,谢红军就把“虎豹”调过去,任命为劳改基建委员会主任,负责公司的主要业务。“虎豹”在监狱里面用电话和大连各界联系,给监狱揽了不少活,大大改善了监狱的财政状况。而“虎豹”也俨然成了监狱的财神爷。

如此一来,邹显卫更拉近了他和监狱领导及干警的关系。他经常与谢红军等领导一起称兄道弟吃吃喝喝,并开着他的奔驰车随意进出监狱。不但“虎豹”的老婆孩子可以随时到监狱里探望他,只要他打一个电话,外面的卖淫女也可乘坐他的奔驰直接进入监狱供他嫖宿。

1997年春节前的一天,谢红军让于景波把“虎豹”叫到四大队队部说:“显卫啊,你现在过得不错,可我就不行了。我老家刚来电话,说家里都下岗了。想买辆车跑出租,跟我借钱。唉,我哪有钱,真是急死人了。”

“虎豹”立刻心领神会。他很快准备了10万块钱,于第二天下午在四大队队部,将钱放在一个食品盒中,交给了谢红军。

谢红军收了“虎豹”的钱,当然要满足他的特殊要求。很快,在谢红军的直接安排下,“虎豹”住进了一处远离普通牢房的僻静的独门独院两室套房里。其外间是客厅,里间是卧室,沙发、彩电、冰箱、空调、VCD和外线电话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而且,在“虎豹”卧室的墙上还装了一个电钮,只要他一按电钮,隔壁房间里的两个勤杂人员立即跑过来听其差遣。这两个勤杂人员也是犯人,一个是少年犯,一个是强奸犯,是监狱特意安排专门伺候“虎豹”的。更为滑稽的是,监狱干警还经常为“虎豹”买菜购粮。

还有一件更离谱的事也发生在这座监狱里。因为工程项目财务方面的事,“虎豹”常去监狱财务室办事,因而结识了女会计安冰(化名),安冰与“虎豹”同龄,有丈夫有孩子。但身着名牌西装、英俊倜傥的“虎豹”还是让她一见钟情。放荡不羁的“虎豹”不知玩过多少女人,但有个女狱警做情人还是让他感到新鲜刺激。只要“虎豹”一个电话,安冰就招之即来,与其共享鱼水之欢。在安冰看来,既然监狱长都成了“虎豹”的哥们儿,她一个女狱警为什么不能成为他的情人呢?

“死缓”最终改为十五年

1997年下半年,“虎豹”向谢红军提出要减刑。谢红军自然不敢怠慢,当即召集主管监狱狱政管理工作的副监狱长汪永明、狱政处副处长杨福玉和“虎豹”所在监区的大队长于景波等专门开会研究。会后,于景波一夜之间便将“虎豹”的考核材料和立功材料编造齐全。

材料中不仅称:“虎豹”“不怕苦,不怕累”,“很好地完成各项任务”,还编造了他在一起监狱火灾中机智勇敢救火的事迹,“……由于表现突出,该犯1996年被表扬三次,记功一次,年底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1997年被表扬二次,记功二次,记大功二次……”

这些假材料呈报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后,邹显卫还被评为辽宁省劳改积极分子。

在谢红军的操纵和疏通下,1997年12月10日,“虎豹”由死缓减为有期徒刑17年。为了感谢监狱长的关照,1998年春节前,“虎豹”在饭桌上将装有10万元现金的两个档案袋交给了谢。

这时候的“虎豹”不仅在监狱里呼风唤雨,还时常回到他原来的地盘上为非作歹,到处敲诈勒索,而他的黑社会团伙也发展到了100多人,他们统一着装、集中居住,经常在大连市内、开发区和金州区的各种娱乐、生产经营场所出没招摇,称霸一方,为非作歹。

1999年春节前,谢红军直接给“虎豹”打电话:“我听说你最近生意做得不错,好好干啊!”“虎豹”一听就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当晚就送给谢红军两个纸包,一包是7万元,一包是8万元。

1999年3月,大连监狱采取为“虎豹”报省监狱劳改积极分子、制造虚假考核材料多加分等办法,使“虎豹”再次减刑1年零11个月。

“虎豹”再酿血案,拖出贪官一串

“虎豹”向谢红军提出他要保外就医。谢满口答应,并立刻又召集汪永明、杨福玉、于景波商量。几个人一琢磨,觉得“虎豹”只有以精神病的名义才可能保外就医。

谢红军等人靠金钱开道,炮制了一套邹患有脑肿瘤、“因颅脑外伤性精神病暂无服刑能力”的材料呈报省监狱管理局,并顺利得到批复。2000年3月21日,“虎豹”神气活现地走出了监狱的铁门。

“虎豹”保外就医后不久,和朋友一同宴请谢红军,并当场要给谢红军4万块钱。谢红军用眼睛一瞄,看出了钱的厚薄。他不高兴了,没接钱。回到监狱,他向手下大发雷霆:“妈的,邹显卫这个兔崽子出了监狱就忘了娘!拿这点钱,他是在打发叫花子?”“虎豹”可不敢得罪这个阎王爷,他想过段日子再加上一些钱给谢红军送去,没想到,他很快就触礁翻船了。

2000年4月7日,“虎豹”率团伙持枪在大连开发区维也纳洗浴中心寻衅滋事,开枪打死一人,重伤一人。当晚,谢红军在得知“虎豹”又惹祸后,急忙将他召回监狱。第二天,“虎豹”被藏在警车后备箱里,带出监狱外逃长达10个月之久,直到2001年严打期间,才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

2002年11月,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基本查明,监狱长谢红军收受邹显卫等人贿赂83.8万元,涉嫌贪污公款86万元。

而大连监狱层层黑幕的揭开,更让人触目惊心、震惊不已。从谢红军到任开始,在大连监狱实行了花钱买刑期等土政策,监狱领导积极动员犯人家属为监狱做“贡献”,大到建筑材料、汽车,小到日常用品都行,并以做“贡献”多少作为标准,折抵犯人刑期,为犯人办理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同时犯人也可直接用钱买刑期,并明码标价1.2万元可买1年刑期。

据检察机关查明,自1996年1月至2001年3月,大连监狱共有175名犯人因给监狱做了“贡献”而被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犯人所做“贡献”折合人民币共计707万元。这些款项都不入账,除一部分用于监狱基础设施建设或其它业务开支以外,相当一部分被监狱领导挪用、挥霍,甚至拿去行贿跑官。

2001年5月,大连监狱原副监狱长汪永明、监狱四大队大队长于景波、狱政处副处长杨福玉等也因涉嫌受贿罪、徇私舞弊罪被立案侦查,现已移交审判机关,同时查出大连监狱共有干警55人存在违法违纪问题。此外,为“虎豹”保外就医提供“方便”的大连市南关岭地区检察院检察长董吉运,也于9月29日因涉嫌受贿和徇私舞弊罪被逮捕。

(《知音》2003年1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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