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在北影小放映间。那天开会的内容非常简单，就是大家见见面，座谈一下。然后看一部老舍先生作品改编的影片。当时，侯先生刚刚接受了北大的聘书，任客座教授。我特别喜欢相声，所以一见侯先生来了，就凑了过去，并为此向他表示祝贺。他的回答很俏皮，说：“这只能说是件新鲜事儿，不过，对我总结和写书有帮助。这就像上了套的骡子，你不往前走也不成了……”但关于《骆驼祥子》的座谈一开始，我才认识了一个与我想象中完全不同的侯先生。因为在各种报刊上，了解到的往往都是一个街头艺人，如何经过种种酸甜苦辣和努力，最终成为一个相声艺术大师的。而且，在那个年代，这种宣传还多带有“忆苦思甜”的色彩，因而绝少提及侯先生的读书生活和他的广泛涉猎。但在这次座谈会上我见到的侯先生，却是一个很有文学见地，而且涉猎广泛的侯先生。他对《骆驼祥子》可以说是熟透了，他与凌导演谈起祥子和虎妞时，简直就像在说一个和他们相识多年的街坊或朋友。连这两个人物该在什么场合活动，以及吃什么小吃，花几个大子儿都熟知能详……而且，说起老舍先生的作品，竟如数家珍，篇篇都有很深的印象。当时，我正在给凌导演改编《月牙儿》，整天可以说都生活在老舍先生的作品当中，我竟不知道《老张的哲学》是老舍先生的处女作！是侯先生说起，我才记住的。
在《骆驼祥子》已拍了不少镜头后，有一天看样片，凌导演又派车把侯先生接来了。看完样片，侯先生却表示他要辞去该片语言顾问的职务，并且带来了几条意见。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孙侦探逼祥子把闷葫芦罐儿拿出来买条命的一场戏。他说，像孙侦探那种人是不可能留分头的，用他们的话讲，就是“温足亮顶”。“温足”说的是，他们这些人一年到头儿，特别是冬天，脚上一定要穿得暖和。这样打架、抓人的时候，好出脚。“亮顶”，指的是他们这行儿全是秃子。主要是怕出手的时候儿让人揪头发……凌导演听了这个意见后就把这场戏全部重拍了一遍……但遗憾的是，侯先生不管凌导演怎么坚持，还是把做该片语言顾问一事辞了。在他与凌导演两人有点儿近乎急赤白脸争论此事时，我似乎听出了一点儿门道。侯先生的坚辞不就，好像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正在写书，很忙。他不愿做那种“不干活儿，就打名儿的事儿……”（其实，在此之前，他已干了不少“活儿”）另外，就是出于他对老舍先生的尊敬。他说：“老舍那是我的老师！”听他说，我才知道，好像在建国初期，北京市政府为了净化相声，曾请老舍先生关心过一段相声。侯先生与老舍有过一段较长的接触，因而对老舍先生充满了尊敬之情。这使我感慨尤多……一个已在曲艺界堪称泰斗的人，却仍真的时时把自己当作一个学生，这实在太令人敬佩了！
（《北京晚报》200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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