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结婚后这十几年，最令我紧张的，却正是他的语言表达力——尤其他在讲台上时。每次，听他把一个生动的主题，叙述得冗长拖沓，恹恹欲睡；或将一个可以深入的命题，轻松带过，我都急得两眼干瞪，恨不得跳上台去替他讲。因此我尽量避开他的演讲，连1984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他那场后来轰动海峡两岸，造成无比震撼和文化反思的“丑陋的中国人”的讲演，当时，我就不在场，原因是我对他的演讲，一直抱着一种态度：一个人丢人，比全家丢人好。
自从他着手翻译《资治通鉴》这部巨著，一天之中，柏杨除了吃饭睡眠，几乎全部时间都埋首伏案，他那性急的脾气，全部反映在他日常生活的言语上，常常只使用象征性的几个词，有点像电报。例如，他对他的助理小姐说：“明天，书好，校好对，没问题，早打电话。”全文应该这样理解：“明天早上，先把散落在地上的书，收拾回书架上，然后开始校对工作，校对完，尽快打电话告诉出版社来拿稿。”诸如此类。
作为一个丈夫，柏杨这个男人心胸真是够开阔大方的。有一年，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行人黄锦西先生邀请我们到新加坡访问，到达的当晚，有盛大宴会，宴会中途，不知何故，柏杨灵机一动，忽然公开征问有没有人愿意带他的太太去夜总会跳舞。一时全场哑然，没有一个人反应。不过，令我更生气的事还在后头。下一站在吉隆坡，接受记者访问时：有人问他婚姻中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他的答案竟是最奇特的两个字：“金钱。”事后，他向我解释他之所以这样答，因为，爱情当然重要，跟空气一样重要，没有空气，人就活不了，但，谁会说空气是婚姻中最重要的条件？而人心中都知道金钱重要，却没有人肯这么直率地谈这个问题。可是，他向我解释没有用，因为记者已替他在报上解释了，认为是柏杨自己的婚姻经验。我的结论是：柏杨是一个既浪漫而又实际的男人，只是，他常把浪费和实际的时间、地点颠倒而已。
有一次，不晓得为了什么事，我大发脾气，恶狠狠地凶了柏杨一顿。过了一会儿我自己忘了，到柏杨书房去巡视，看见他垂头丧气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你一生我气，我觉得做人都没有意思了。”霎时间，我眼前这个男人——柏杨，变成了一个孩子，我的心完全被软化了，我悄悄俯身下去，告诉他，我刚才的视觉有毛病，调整一下焦距就会好。其实，我还没有把藏在心中的话说出来，那埋藏在内心底处的一句话——柏杨，我爱你。（摘自《柏杨回忆录——看过地狱回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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