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3岁的胡老提起当年第一次升旗的经历，激动地打开了话匣子。
“1951年10月1日国庆节，天安门要升国旗，9月30日我接到通知，从天安门管委会领回国旗后，我这心里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能亲手升起共和国的国旗，这可是全国最大的一面旗，害怕的是万一出了点儿差错该怎么办？当时我22岁，刚参加工作不久，第一次接到这么重大的任务。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就不睡了，在脑子里一遍遍地过升旗的程序。家里没有表，估摸着差不多了就爬起来，扛着旗子到了天安门广场。”
那时没有为升旗开专门的口，要想到达旗杆要翻过一米多高的汉白玉栏杆，把配电箱的箱盖打开，踩着箱盖爬上两米高的旗杆台，把旗子绑在旗杆的钢丝上。那天绑好旗子后，天才蒙蒙亮，胡老就蹲在基座下面。等着东方泛出些微红，胡老便按下按钮。旗子缓缓地升上去了，胡老还不放心，跑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看看是否升到顶了，仍不放心的他又爬到天安门城楼上去看。远远看到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旗杆的顶端，他心里这才踏实下来。
国旗法规定：降半旗是把旗升到旗杆顶部后，再降到旗顶与旗杆顶距离为旗杆全长的1／3处。这个规定是根据胡老的实际经验制定的。
按照国际惯例，每逢重要人物逝世要降半旗，这半旗怎么降还真是个问题。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时，天安门降半旗以示哀悼。前面没有人做过，胡老从前一天就开始琢磨着要把它降到个什么位置。当时的旗杆是20多米高，从下到上，由粗变细，基本上是由三节组成。1953年3月6日那天升完旗后，马上要为斯大林逝世降旗，胡老慢慢把它拉到第一节的下方一点，看着合适了，就差不多了。
“反正没人提意见。”从那以后，每逢需要降半旗时，胡老都按第一次的标准来，沿袭至今，已经写入了国旗法。
1982年国旗班正式成立之前，并不是天天升旗，每年的五一、十一、元旦、春节还有重大活动及逢国家领导人来访才升。尽管这样，胡老还是已记不清这25年有多少次国旗从手中升起又降下，但有一点能肯定并值得胡老颇感欣慰的就是：25年没有出过差错。
最难忘的是有一次下大雪，“北京很少下那么大的雪，有一尺多厚，正赶上第二天要升旗，我提前两小时就出门了。没想到把旗子绑在车子上后，一出门就摔了个大跟头，根本没法骑车，只好推着，从右安门一直走到天安门。这一路上我都记不清摔了多少个跟头。心里着急啊，就怕耽误了时间，连滚带爬，总算及时赶到。”胡老还记得那天是雪后初晴，红旗升起后，映着白皑皑的雪景格外漂亮，胡老自己一个人欣赏了好一阵才美滋滋地离开。
退休这么多年了，胡老的老伴李淑萍到现在还是说不清老头子是做什么工作的。李奶奶回忆道，印象最深的就是，每逢西哈努克亲王来的时候，胡老一大早就神秘“失踪”，当时很是奇怪。“现在含含糊糊地知道了，但他还是从来都没有给我个确切回答。”
胡老原来工作的单位是北京市电业局（后改为供电局），他负责整个天安门地区的供电工作，除了升、降旗，胡老还在天安门里开过电梯。至今让胡老感到无比幸福的是有一次在电梯里，他和毛主席贴身的“零距离”接触。“干我们这种工作，每天和国家领导人接触，能不保密吗？”胡老话语里满含自豪之情。
胡老严格遵守着纪律，在任期间没和任何人提过自己的具体工作。老伴只知道他是在供电局工作，但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有一次，孩子生病，急需要送到医院，给丈夫打电话，说不清具体是哪个部门的，在供电局死活找不着他，最后是一个人抱着孩子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把孩子送到医院的。
（《京华时报》2002.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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