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我们常把一个困难问题的解决交托给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智者,其他的事再也不去追究了。过去整个计划经济的想法就是把极其复杂的经济问题交给一个计划者去解决,从来也不去想一想谁是那个万能的计划者,以及是否存在这么一个万能的计划者。现在不再提计划经济了,但是想通过伯乐来解决千里马的想法顽强地存在着。许多事情都要政府去审批,基建的项目,土地的使用,进出口的经营权,经济结构的调整等等,似乎有了政府问题全解决了。当然不是说不需要政府,而是要说,对待政府或任何一种权威,切记不要迷信,天下虽然可能有伯乐,但是我们实在无法确认谁是伯乐。(《北京日报》2002.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