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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邢燕子和丈夫王学芝来北京看展览，这是结婚以来，夫妻俩惟一的一次共同活动。 |
这天上午10点，天津市老干部局，小合唱的排练刚刚结束。在一群老太太中间，我很容易就认出了邢燕子，她皮肤黝黑，看上去朴实而健壮（后来才知道，她有很严重的冠心病，刚刚住了三个月的医院），脸上的笑容很明朗，有着经过大风大浪之后的淡定与从容。
她本来要参加麻将比赛，因为记者的到来，她决定放弃了。“是要记分的。”听得出她对此不无遗憾。退休以后的邢燕子活动很多，是合唱队员、麻将协会会员和书法班学员。
邢燕子的家在北辰区的一个四楼上。客厅陈设简单，墙上悬挂的放大的老照片格外惹眼，它们记录了年轻时的邢燕子被毛主席、周总理接见的光荣时刻。
老伴出去“转悠”了，邢燕子笑呵呵地说，我们这婚姻啊，世界上也少有！
“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那么高的思想，我从天津回到老家是为了跟爷爷做伴的。”单纯的少女邢燕子一回村就被安排在食堂工作，17岁的她什么都不会做。有一天，食堂熬了一大锅粥让她看着，一会儿粥溢出来了，邢燕子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只好大喊：“快来人啊！快来人啊！粥都要跑出去！”叔叔大爷们呵呵直乐说：“你给它磕头，它就不跑了。”
就是这样一个小姑娘，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全国的知名人物。
邢燕子出名是在1960年。
她所在的天津市宝坻县大钟公社司家庄大队是个穷村，村里劳动力少，她先是组织幼儿园，解放妇女劳动力，后来干脆带领女团员，组成了“燕子突击队”，很快，从7个人扩大到了16个人。邢燕子带着突击队冬天砸开三尺厚的冰窟窿结网打鱼，晚上搞生活自救打苇帘子，三个月就给村里挣了3600多元钱。
当时正值农村遭受天灾人祸最困难的年头，许多回乡知识青年与农民纷纷流入城市躲避饥荒，正需要树立一个“发奋图强，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青年典型，邢燕子的事迹立刻在全国造成一个空前的宣传声势，各大报纸、电台以及《中国妇女》、《中国青年》纷纷报道，邢燕子还被邀请到福建前线和各地学校做报告。“一出名来信的就多了，成麻袋成麻袋地装。”这些信里自然有不少表达爱慕之情的，其中很多都是部队里的干部。
本来树的是扎根农村的典型，万一邢燕子对外面的人动了心，影响可就大了。“党对我的婚事就开始重视了，特意从唐山地区调来一个副书记，专门对我加强培养。最后替我选了村里的生产小队长王学芝。”
王学芝家是“困难户”，他1956年入党，是个老党员，思想好，政治可靠，是党认为的最合适的人选。
我问邢燕子：“你当时喜欢这个人吗？那时候你就真的没有一点自己的想法？”邢燕子一摇手：“我不愿意。他家穷我倒没怎么考虑，主要是他岁数比我大六七岁，我嫌他太大了。可是我爷爷喜欢他，爷爷说他老实厚道，将来不会出问题，我听党的话也听我爷爷的话，就这么着我同意了。”
1961年，21岁的邢燕子要结婚了。他们穷得什么都买不起，公家给做了两床被子两床褥子，又给了几尺布票。邢燕子就做了一身衣裳。然后集体吃了一顿饭。
邢燕子嫁过来，公公婆婆只好出去借宿。三天后，新婚的邢燕子就和丈夫搬到了早年喂驴的小棚子里，那个小棚子宽不到5尺，长不到6尺，站起来直不起腰，一下雨就漏。
“就是这样我也没后悔过，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没后悔过！”
“我们两人从结婚到现在从来也没吵过一次嘴，可是也没说过贴心话，更不像一般的夫妻那样一起去逛个马路什么的，看电视也是这些日子才看到一块儿。”邢燕子说。
那些年，邢燕子的名气越来越大，职位越来越高，最多的时候从村、公社、县、市到省，从妇联、共青团到贫代会大大小小16个职务，“经常半夜三更从被窝里被掏出来去开会”。丈夫一个人在家不会做饭，熬的咸粥就着馍馍吃都咸。孩子出生以后，他又承担起了原本该是妈妈的责任。“我第一次去党校学习，我们老二整整嚎了二十多天，一吃完饭他就得抱着孩子出去转，半夜里孩子都会起来闹，哭喊着要妈妈抱抱。整整二十多天呀！”
那个年代，对领导要求非常严格，组织上决不允许领导的家属沾光，所以邢燕子当了市委书记，她的农民丈夫却不允许进城。“我也比较注意这个问题，告诉王学芝，今后有事你去是去，但就是别去找我。”
她能看出丈夫不太高兴，但从来也没听他提过一句意见。甚至邢燕子怕孩子多了影响工作，背着他去戴了避孕环他都没有怨过她。在邢燕子的印象中，他只有一次表达了自己些许的不平。那已经是1987年，他刚刚被转为非农业户口，在天津市找了个园林队里的工作，一个月工资只有几十元钱。那次，他对邢燕子说：“我们单位是共产党员的都是当领导有头衔的，就我这个老党员是工人。”王学芝虽然文化不高，但肯钻研，有技术，再加上人忠厚老实，很得人缘，年轻的时候就在村里当生产队里的小队长，后来当大队长、民兵连长、副业厂厂长。因为娶了邢燕子，他原本可以浓墨重彩的人生变得轻描淡写。
邢燕子说：“我身体不好，他快七十的人了，给我做了一年的饭，还管接送孙子，衣服也都是他洗。他怕我在家里呆着闷，老叫我出去??散散心，要不我咋总不在家呢？过去说解放妇女，我说我现在解放得都过了格了。”说着就是一阵爽朗的笑。我迟疑地问：“您觉得他是心甘情愿的吗？”“我觉得他是的，如果不是心甘情愿的，我们俩都不会有今天了。他对我忠诚，我对他也忠诚。”
有人说邢燕子，你就抱着这个“烟囱”不放吧。邢燕子问我：“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有一种说法，人死的时候不想走就会死死抱着烟囱不放。别人就是这样形容我对他的忠诚的。我说：我不跟他跟谁呢？他跟我过了几十年的苦日子。”
送记者离去的时候，邢燕子忽然笑起来：“我这一生啊，就跟说笑话似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全是急转弯：我没想出名出名了，还闹到中央去了；我没想当官，却有了那么一大堆的职务；可是等我想继续革命工作的时候，却突然什么也不让我干了……你说是笑话不是？”
邢燕子的一生都是被党选择的，无论经历多大的政治风波，从来也没有违背过党的意志，她感叹自己这一辈子“值”，却分明又透着些隐痛。
她最受不了的是有一本刊物介绍她是“文革干部”，她说自己是1960年出来的，和文革没有什么关系。
1976年邢燕子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直到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说了一句话：“邢燕子是党培养起来的，不是‘四人帮’培养的。”她的问题才算清楚了。
到了1981年，四十多岁的她突然被调到了一个知青农场。那是一个生活条件比他们村庄更差的地方，杂草丛生，蚊子成堆，虽然还担任着天津市的市委书记，她仍然要去拾柴火，自己到地里打井，挑水，去养猪场干活。“我不知道组织上让我来的目的是什么，我的两个孩子从宝坻到了这么艰苦的地方，学习都耽误了，到现在他们的文化也不高。”
邢燕子真正退休是在2001年，退休前的岗位是北辰区人大副主任。
对于邢燕子来说，今天仍然能够握在手里的，是那个党为她选择的丈夫和实实在在的生活，还有几个激情岁月里结识的好友，比如郭凤莲，比如唐克碧，她们经常在电话里倾听彼此。（《中国妇女》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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