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国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的原则，人民法院和同级人民政府都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机构，它们都对人大负责，这些机构的首长（比如高院院长和省长），都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的相互关系没有隶属性。换句话说，省长和高级法院院长，至少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既然不是上下级关系，怎么能听取院长汇报工作呢？这样的道理，其实一说都明白，但在现实中，却常常被忽略甚至被有意无意地违反。
我国法院的设置绝大多数是按照行政区划进行的，法院的各项经费，大都由驻地或者属地的行政机关首长签字同意划拨。这一制度的要害点就在于，法院从经费这一基本问题上，已经彻底受制于当地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在各项经费相对严重短缺的法院，这样的经费划拔体制，难免使他们必须在行政机关负责人面前忍声吞气。而从人事制度看，省长在高级法院院长的去留问题上有很大的发言权。
由于法院从人事和财务两个方面受制于当地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法院和行政机关相对独立的法制要求实际上容易流于口号。也正因为这一缘故，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对司法的干预仍然存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使法院脱离对当地行政机关的人事和财务依赖。（《中国青年报》200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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