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不是反腐败的良招，暴露丑恶、展览腐败也不必然使人向善。历史上喜欢将一些贪官于午门外斩首示众，可是贪官越杀越多，示众却无以制众，其中教训深刻。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用制度反腐败，而最好的制度反腐败，我想还是法治。但我们也要警惕对于法治的误解，简单地赞同严刑峻法，把依法反腐简单地理解为多杀贪官。其实法治既强调重要的社会事项由法来决定，但更强调我们所执行的法本身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法治的本质是良法而治。
反腐败中的良法，应该是给人确定性行为规范的法。比如，在香港《防止贿赂条例》中，就对不当利益作了很明确的规定，具体而且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其内容有五条之多，其中有一条：任何馈赠、贷款、费用、报酬或金钱，其形式为金钱、任何有价证券或者任何种类的其他财产或财产权益。我想如果内地法律也这样规定，那么任何打着人情往来幌子的烟酒、赠品、土特产都将被揭开腐败的本质。因此，我国目前以5000元为立案标准的规定，是无法真正体现每一次恶劣行径都要受到法律惩处的法治精神。强调5000元的立案标准，实质是对犯罪的放纵。
我国反腐败法律法规的不确定性还体现在执行过程中。有些干部可以寄希望于一些组织内的纪检措施避免刑罚，如将钱缴到廉政账户，混淆犯罪与违纪的性质；或者如有的地方以干部管理权限为由，禁止本地执法执纪部门查处某一级别的干部，从而使得本已不确定的法，在执行过程中又一次被打了折扣。
其实，法律也不应该拒绝对贪官的关怀。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就称：刑法是被告人权力的大宪章。而这样的大宪章既体现在：法无明文规定不定罪，即罪刑法定的原则上；也体现在刑法必须贯彻罪责刑相统一的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我们的法律应该是明确的，不能以模糊的概念使人产生歧义；罪责刑相统一的原则也就要求我们刑罚必须是适当的，不能过度。我们理应反思，在法律规定存在大量漏洞的情况下，纵然将一两个人杀头，这样的做法再严厉又有什么用？其实那些被杀的贪官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已经暴露了很多问题，如果那时我们就严格执法执纪，即使一个警告处分，也足以制止他们滑向更深的深渊。如果我们有完善的法律并严格执法，可能那些贪官想找死都没有机会。（《中国青年报》20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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