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春节，王生志弃学回家的弟弟和几个社会上的不良分子在家打牌赌钱，一个沭阳人对王生志弟弟说，“东海县最近来了一批假钞，有个叫赵宜春的可以搞到一些，你要不要？”
为了一探究竟，王生志独自一人来到东海县，找到了赵宜春。赵辗转让他到山东平邑县找一个叫李京坤的。王生志找到李京坤，李要王生志帮忙销一些大烟。
查假钞，居然查到了毒品，让王生志吃惊不小。接下来的一年里，王生志自费到过山东六次，李京坤总算领着王生志看了他们造假钞的纸张，并给了他两张假钞。当晚，王生志赶往北京，来到国家公安部。之后，山东警方端了那个制造假钞的老窝，抓获了30多人。从此，王生志打黑一发不可收拾。
王生志曾是锦屏镇政府的聘用干部。因为打黑，他经常跟黑道的人混在一起。镇领导和村里人，认为他由一个积极要求进步即将入党的好青年，变成了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认为他不安心在家种地，隔三岔五地往城里跑，经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行动诡异。领导为此经常教育他，后来派他回村里工作。一年干过来，王生志还是继续破案。村领导说他工作经常迟到，不务实，又把他调到队里，做小队长。王生志还是继续破案。到1999年，小队长的职务也被撤了。王生志继续打黑。他说他对政府始终有感激之情，他8岁那年，父亲去世了，母亲带着他们5兄妹艰难度日，完全靠政府救济。
村里人觉得王生志破案根本不可能，你有那么大的能耐吗？那些重案要案自有公安部门办理，哪还用得着你来插手？在他们看来，如果探案是一桩生意，那倒还可以理解，然而那种活不仅赚不到钱，反而要倒贴钱，甚至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好好一个聪明人，怎么会去做这样的傻事呢？
打黑确实没给王生志带来什么好处，倒是让他赔进了不少钱。为了多摸些情况，王生志经常自掏腰包招待那些“黑道”上的人，事后却找不到地方报销。就这样，家里的积蓄花光了，他就找人借，背上了6千多元的债。他还是不断为打黑花钱。有一次，为了稳住一个盗车集团，他卖掉了妻子的陪嫁自行车，后来又卖掉了手扶拖拉机。还有一次，为了解救17名被拐妇女，他借了2千元。
1999年，忍无可忍的妻子决定离婚。她哭着对王生志说，你是个绝对的好人，但跟上你这样的好人就设法过日子了。离婚时，王生志把十几亩地和房子都给了妻子，只带走了一包书和一包衣服。离婚后，法院判他每个月支付300元赡养费，到现在，王生志欠下了三年总共1万元的生活费。村里的孩子都远离王生志的孩子，说他们是坏人的孩子。这让王生志感到愧疚不已。
2000年，他的弟弟非法集资，骗取了35万元，王生志知道后，就帮受害人调查取证，并在法庭上为受害者作证。弟弟不得不承认事实，交出了集资款。打那以后，除了远在北京的二姐，母亲、大姐和妹妹、弟弟都与他断绝了往来。
没了土地和工作，失去了固定的生活来源和亲人的帮助，王生志的生活变得愈加窘迫。最苦的时候，他只能吃发了霉的米，至于放了油的菜是想也不敢想。但他对打黑仍是念念不忘。有一回，他在街上听到一个人用“黑话”嚷嚷着，意思是要纠集人来一次大规模的洗劫和凶杀，他马上打电话通知公安局，前后打了四次，花了1块6毛钱，而当时他身上只有两块钱。
老家已无立足之地，2002年9月，王生志来到上海。在上海媒体朋友的帮助下，被关照到了沪西江桥批发市场做市场管理工作。他说，现在已经基本摸透了沪西一带卖黄碟小贩的情况，在上海的“打黑”可能会从这一步开始。（《百姓》200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