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5岁的邵建岳，居住在浙江省余姚市低塘镇。1986年农历腊月廿一，邵建岳与经姨妈介绍相识的赵书仙登记结婚。婚后不久，邵建岳即听到镇上有人议论赵书仙生活作风不正。
1987年农历六月廿六，赵书仙生下一个体重近3公斤的男孩。初为人父的邵建岳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从办理结婚手续到儿子出世，仅仅6个月零11天。
儿子出生后，夫妻关系恶化，两人经常因儿子邵某的早产问题争吵。1988年11月，邵建岳向余姚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赵书仙离婚，同时提出，由于儿子非自己所生，离婚后不承担对邵某的抚养费用。
1989年1月30日，法院开庭审理邵建岳与赵书仙的离婚案。在法庭上，赵书仙一口咬定邵建岳是儿子邵某的亲生父亲。赵书仙称，两人于1986年农历九月初一认识的，结婚前发生过两次性关系。对于赵书仙的这一说法，邵建岳提出了强烈质疑：因为九月初一，距他的前妻去世仅仅一周，姨妈怎么可能在服丧期间为他介绍对象呢？
邵建岳提出，既然双方在何时同居的问题上说法不一，那就去做亲子鉴定。但赵书仙不愿带儿子邵某去做亲子鉴定。
1989年4月6日，余姚市人民法院对这起离婚案作出一审判决，其中除准予邵建岳与赵书仙离婚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邵建岳与邵某之间法律上的父子关系不能排除，邵某随赵书仙生活，邵建岳一次性给付抚养费3600元。
邵建岳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并仍强烈要求做亲子鉴定。但由于赵书仙的拒绝，这一要求仍未被法院采纳。1990年10月15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邵建岳的上诉，维持原判。
离婚后，赵书仙带着儿子回到了离低塘镇不远的郎霞镇。在以后的日子里，邵建岳再未见到过那个在法律上仍然是其儿子名字叫邵某的孩子。
1991年10月，邵建岳重新组织了家庭，有了一个女儿，夫妻感情很好。
然而，10年后，已经淡忘的不快事情再次被唤醒：2001年4月初，已经14岁的邵某向余姚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邵建岳每月增加抚养费600元。
邵建岳强烈要求法院对邵某进行亲子鉴定，以确认自己与他究竟是否存在父子关系，并于4月30日向法院预交了2500元钱，作为费用。
经过法官多次给赵书仙做工作，赵书仙同意与邵某5月11日一起到杭州去做鉴定。然而，这天只有赵书仙一个人来了。面对邵建岳的愤怒，赵书仙淡淡地表示，做鉴定会影响儿子的情绪和学习。结果，2002年2月，邵建岳收到了第五份关于认定其与邵某之间父子关系的裁判文书。
屡遭挫折的邵建岳铁下心要把这场复杂的诉讼进行到底。2002年5月27日，他以原告身份起诉邵某，要求法院依法确认他与邵某之间是否存在亲生父子关系。
在法庭上邵建岳表示，不进行亲子鉴定，就无法确定事实真相，赵书仙拒绝亲子鉴定，意味着她能举证而拒绝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2002年10月14日，余姚市法院作出了推定邵建岳与邵某为非亲父子关系的判决。
在邵建岳看来，这场已进行了整整14个年头的官司虽然让自己精疲力竭，但毕竟在法律上弄清了自己与邵某的关系。因此，他和家里人都觉得特别开心。
然而，邵建岳做梦都没想到，赵书仙不服余姚市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事情又有了戏剧性的变化。2003年春节前，宁波市中级法院对此案作出裁定：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发回重审。余姚市法院于2月8日作出驳回邵建岳起诉的裁定。
邵建岳拿着这第八份裁定书有种晕头转向的感觉：在经过15年的漫长诉讼后，事情又回到了起点，他与邵某之间的法律关系还是没能推翻。
2003年3月1日，邵建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状。他说：官司打了15年，我是越来越糊涂了。（《法律与生活》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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