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承认，现阶段先富群体与后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先富群体通过非市场的资源占领和机会占有，即非效率收入差别，这显然对于后富群体是不公正的。
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尤其要防止非效率的收入差距拉大。提到共同富裕，人们通常想到的就是“劫富济贫”。现代制度性的“劫富济贫”方式主要就是通过超额累进税率使先富的群体缴纳更多的“济贫基金”。这种“先富者纳重税”的理念固然有其合理的成分，也便于操作。不过，“劫富济贫”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不可能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后富机会，更不可能实现社会效能和社会福利的整体提高。所以，从缓解收入差距矛盾的效果来看，创造公正机制，增加多数社会成员的收入，或者增加低收入成员的创收能力，应当成为首选的政策取向，即应当以启动“后富群体”为重点。实际上，高收入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主要就是通过提高大多数社会成员收入能力来实现的，而并不重在“劫富济贫”。
对于后富群体来说，启动致富能力依然要依靠市场竞争的机制。所不同的是，社会应当通过制度建设，校正机制扭曲的同时，既可以堵塞先富群体中非效率收入来源，又为多数人创造新的竞争机会和增加收入的机会。为此，如果我们制定一定的规则，只要多数人通过努力，都可以达到富裕收入水平，那么，这些规则就是“后富机制”的制度基础，如“无壁垒竞争”、“透明招标、公开竞赛”、“分割市场、再造机会”、“人力资本援助”、“以工代赈、以奖代贴”等。（《经济参考报》200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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