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他参加了一位老友的葬礼，想到人们现在多数选择火化和土葬的方式，他觉得太可惜，因为遗体的四肢、内脏、角膜都还是健康有用的，还能用在其他人的身上，何必白白烧掉或者是埋掉呢？
1999年4月的一天，杨俊英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消息，说一位白血病患者急需做骨髓移植手术，而祖国大陆捐献骨髓的人很少，全年不足三万，当时没有合适的骨髓，只好求助于台湾同胞。电视画面上，奄奄一息的病人和家属眼巴巴地期盼着救命的骨髓。
杨俊英老人哽咽着半天说不出话。他拿定主意：死后要无偿捐献自己的一切有用的器官。
他先与老伴谈起这事，老伴一听他张口，就难过得流泪说：“我和你一辈子风风雨雨，这件事情我知道也拦不住你，可你对儿女们咋交代？”
杨俊英说：“只要你能想通，他们那儿，我只问一句：‘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
这年春节，儿女们都回来拜年，他果然就那么对着孩子们说了，6个儿女半晌没说话。
杨俊英对三女儿说：“闺女，你还是学医的，你应该能理解呀！”
孩子们见他较真了，纷纷说：“爸爸，您问了我们那一句话，我们什么都不用再说了。”
杨俊英这才高兴了：“你们理解我，支持我，这就足够了。”
统一家人意见后，杨俊英老人就开始联系捐献的事。
他找过厂党委和工会领导，托他们打听有关捐献事宜，人家一听，都是又惊讶又钦佩。由于当地医疗条件有限，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理。
到2002年，杨俊英老人已75岁，他觉得不能再这样无限期地拖下去了，决定抓紧时间亲自跑。
8月中旬，老人急不可待地顶着烈日出发了。
他先找到泽州县总工会，总工会的人说，可能人事局管。第二天，他又来到县人事局，人事局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来到劳动部门，人家无奈地说：“咱晋城哪有这个条件呀。”
听罢这话，满怀希望的杨俊英老人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他想起前些日子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则报道：河北某县，报名捐献骨髓的有5000多人，但最后却不了了之。原因是，化验费就得每人500元，县里拿不出这笔钱。他当时心里还在感慨：国家在这方面投入得太少了，只有号召，却没有组织，让这么好的善事落了空。
走出人事局，杨俊英老人茫然地走到了太行日报社。一位记者领着他找到市医院，市医院答复：“晋城没有这个条件。”再找到市卫生局，医政科科长被感动了：“太难得了！我一定帮您联系一个好单位，不过不在晋城，在长治。”科长告诉他怎么办手续：先写一份申请，立一份遗嘱，再到公证处公证。老人悬在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回家后，杨俊英老人就开始写申请：“我自愿向社会捐献遗体，包括我的四肢，全部器官、角膜等。我在最后一刻又做了一点有利于社会的小事，我会笑口常开地走到另一个地方去。——立遗嘱人杨俊英，2002年9月10日。”
设定遗嘱执行人是公证的关键所在，因为必须在死者死亡6小时内进行手术，才能保证捐献成功。泽州县公证处主任董富太感到这个问题难以启齿。没想到，杨俊英老人毫无忌讳之色。他考虑后，指定小女儿和女婿作为遗嘱执行人，因为他们住得最近。（《时代潮》2003年第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