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事件之后，蔡元培因事情闹大了，深感到意外，悄然辞职离开北京，来到了杭州，住在临湖依山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希望能像传统文人雅士那样，息隐西湖。虽经大家一再敦劝，蔡元培仍旧不肯回到北大。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学生示威游行，乃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但他同时也认为北大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学生已为胜利而陶醉，他们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以后的欲望会越来越高，怕难以满足。
果如蔡元培所料，“五四”胜利之后，部分学生有点忘乎所以，竟取代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一旦所求不遂，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束以纪律或考试严格一点，有些学生也马上罢课反对。学生还提出一系列要求，如要求学校发放春假津贴以补贴旅行费用，学生活动的经费也要由学校补贴，免费发给讲义等等。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从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蒋梦麟描述道：“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
事实上，学生中也并非纯净一片。多年后，蒋梦麟从亲身经历出发，对学生运动有一段总结：“学生运动中包含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对奋斗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为社会的不良分子。”
综上所述，蔡元培从“五四”事件学生的爱国热情中，敏感地意识到其中所裹挟的负面效应。对待这一重大事件，他的内心相当复杂。更为重要的是：蔡元培的智者之虑已为后来的事实演变所证实。（《文汇报》2003.4.25裴毅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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