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星期天，张光明夫妇打开家里最好的酒，搞了个小小的送别仪式。
星期一，妻子将离开家，补充到抗击“非典”的一线医院。张妻是北京一社区医院的妇产科医生，现在要从各科室抽人到一线去，她报了名。对她而言，平时这不过是单位，是职业，而此时就成了责任。
她的决定在家里引起激烈的争论，一双儿女坚决反对，丈夫支持但有点担心，两派争执不下。
凡是到一线医院接触“非典”病人的医护人员，一个月不能回家，也不能和外界包括家人有任何接触，他们有半个月将工作在“非典”一线，半个月呆在一个地方隔离。
孩子们不能接受一个月不见母亲，更接受不了他们的母亲去干有危险的工作，宁愿让她辞职。
张的女儿在上大学，儿子读高中，都因为“非典”停课在家。
这一天，家里没有了平常星期日的闲适，张下厨，忙着给妻子儿女做拿手的红烧肉，并翻箱倒柜地找家里存了多年的人参，让妻子带上补身子，妻子则忙着收拾房间给丈夫孩子准备她不在家时的生活用品。
经过再三犹豫，张先生还是决定晚上和最好的朋友聚一聚，一是把这件事告诉朋友，二是给妻子壮行。地点约在朋友们常聚的一家饭店，他把家里最好的酒拿了出来。
饭店里空荡荡的，这是附近惟一一家还在营业的饭店，这个时候很少有人跑出来吃饭了。
张和朋友们敬妻子3杯，祝她平安归来。话题很快就到了一个人的社会责任上。一个朋友说：“灾难当头，总得有人顶上去，就像是去堵洪水堵枪眼，今天医生就是拯救民众的脊梁，我支持你！但作为朋友，还是希望你留在家里。”
话题跳跃着，从战场上冲锋的战士到逃兵再到香港金像奖全体影星向医务工作者表达敬意再到北京的“非典”再到单位人面对“非典”的种种情绪、表现，得出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结论：现在，北京无异于面对一场战争。
特殊时期有特殊的命题，平常在生活中不太出现的职业与责任、利益与牺牲、逃避与承担、懦弱与勇毅都摆在人们面前。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张光明感叹，“在这种时刻，有人选择了自保，有人选择了逃避，有人承担起了责任。”
大家说起了《激情燃烧的岁月》，石光荣身上布满了伤疤，但所有的伤都是在身体的前面的，这就是一个战士的姿态。
酒酣耳热，张情绪激动地举起杯酒，说：“为我的老妻壮行，也向所有的医务人员致敬，谢谢你跟随了我23年。”
妻子说，结婚23年来，张只有一次看到过她在医院工作的情景，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北京，在江苏的一个县医院，妻子还年轻。妻子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张上下认真地看了她，然后说：嘿，你穿白大褂的样子还挺好看！从张妻讲述这件事的表情可以看出，她一直珍藏着这句赞美。
23年来，这对夫妻一直在各自的领域忙着各自的工作，进北京后，张没有到过妻子工作的单位，甚至不知道妻子工作单位的电话号码，有了手机以后也从来没有在工作的时候给妻子打过电话。对他来说，医生仅仅是妻子的一个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工作的妻子几乎是和他不相关的。
接着丈夫的话，妻子开玩笑说：“也许这一走我就不回来了。”张睁大眼睛提高嗓门说，“你敢！这一辈子你就别想从我身边逃开，就是跑到天边我也把你拉回来！你要是染上了‘非典’，我用我的身体去陪护你！”
北京的许多单位都放假了，但李刚所在的单位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工作的，新闻节目必须出，一个部门负责一档节目，一个萝卜一个坑，少了谁都不行。
“非典”让李刚充分体会到单位的好处。
单位让他觉得安全。每天从单位大门口的体温测量仪前通过，看着一个个身体健康的人走进办公大楼，李刚就觉得“非典”离他远了一点。
单位最近公布了“非典”病例和疑似病例人员名单，都是本系统的，虽然还不是本单位的，但已经让人心惊肉跳了，这时候，单位这个堡垒似乎就更重要了。
单位的一切措施都是要把自己建成一个抗击“非典”的堡垒，保住所有在单位里的人的健康，保住工作正常进行，节目正常播出。
李刚注意到，大门和大楼的警卫都戴起了大口罩，警岗的四周拉起了隔离线，旁边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请您摘下口罩，主动配合验证。
单位一星期前给每个人发了两个口罩，当时大家觉得有点多余。然而仅仅几天的时间，大家把口罩戴了起来。北京的气温高了起来，最高温度达到了摄氏25度，戴着口罩闷得人实在难受，但没人敢不戴。
这是一个有1000多名员工的大单位，食堂就在单位的地下室，几百张餐桌平常都是满满的，原来是自助餐，交8元钱随便吃。“非典”来了后，这里先是改成使用一次性饭盒的快餐，后就关门了。单位进了两卡车的方便面，每位职工发了一箱，以解决职工的午餐问题。
几天之后，李刚吃不下去了。一次哥儿几个到外面的餐馆去吃，要了一桌菜，发现餐馆里就他们几个用餐的，才觉得有点冒险了，回来接着吃方便面。好在单位体贴大家，给每位职工发了一个饭盒，又马上给各部门配备了热饭的微波炉。
风声越来越紧。每一个部门都发了消毒水，办公室每天都要喷洒几遍；大楼物业管理部门也在公共场所不停地消毒，整个大楼到处散发着浓重的消毒水气味，走进大楼就像是到了医院。
单位发了维生素一类的药物，据说此类药物已经不好买了，单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托了不少关系才弄来的。
每个人都发了洗手液。人们不断地洗呀洗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洗手洗得这样勤、这样细心、这样干净。
单位建立了“非典”情况汇报制度，每天固定时间，逐级汇报每个部门、每个人的情况，包括朋友、家人、居住小区的情况，一旦发现有“非典”征兆，立即隔离。
单位严禁职工出差和外出。凡外地出差回来的人，必须在家观察半个月才允许到办公室上班，并且每天要打电话汇报自己的身体状况。
让李刚头痛的是每天怎么到达单位。他住在城东的北京广播学院附近，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才能到单位。本来地铁是最快、最方便的交通工具，但他觉得地铁在地下，空气流通不好，便坚持坐公共汽车，因为公共汽车可以打开窗户，让风直接吹到自己脸上。从他的住处到单位，没有直达的公共汽车。为了避免中途倒车，也为了选择乘客少的那一路公共汽车，他每天坚持步行到能够直达到单位的那个公共汽车站。那个公共汽车站离他家有多远呢？步行单程需要50分钟。
“非典”时期的生活，真的是很辛苦。但李刚很感谢他的单位，他觉得单位已经尽可能地做了能够做的一切；李刚也很感谢他的同事，因为患难时期的同事情谊也让他感觉很温暖。同事们经常发一些互相慰问的短信、幽默的笑话。
“非典”时期还有幽默，真好。李刚觉得和大家有一种同舟共济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平常的日子里找不到。
赵林是北京某机关一个处室的领导。那天他上班一到机关的大门口，就看到一辆救护车停在那里，从上面下来一位戴着眼镜、手套，全身上下捂得严严实实的医生，样子就像在伊拉克战争中穿着防化服的美国大兵。
他心中一紧，一丝恐怖的感觉掠过心头。进了办公室之后他就知道了原委：楼里有人说自己发烧，旁边有人打了120。
“楼里有人得了‘非典’！”消息在办公楼里不胫而走。恐慌四起，在那一层办公的人纷纷借故离开，一会的功夫那一层大楼就空了，所有工作停止了下来。
虚惊一场，后来医生诊断这人患的仅仅是一般感冒，但赵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仅担心疫情，更担心无端的恐慌。
没过几天，一个女孩哭着说自己发烧了，120车来了以后，这个女孩更害怕了，大哭着不上车。医生给她测体温，只有37度，只能解释为紧张过度加上有点着凉。
一名职工的弟弟被怀疑得了“非典”，他立即被责令回家，该部门的职工全部放假。这个部门的工作不得不由其他人顶替。
这件事让领导颇为为难。
赵林拒绝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戴口罩，他认为戴着口罩和下级说话，其恐慌的暗示意义大于对健康的意义。中午他照样“纠集”一伙人打乒乓球、打扑克、玩网络游戏，力图一切不被“非典”打断。
“非典”考验着每一个人，平常隐藏很深的东西，在这种时候会轻易地显露出来。赵林说，这时候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格。有的人走路一个多小时上班依然不迟到，天天坚持工作，有的人就会说，我无法上班了，地铁太危险不能坐，打车也不保险，公共汽车也不能坐，我无法到达单位。
从种种行为中可以看出一个人面对灾难的承受能力，你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的坚强与软弱，你可以看出一个更多地关心自己还是关心别人，你可以看出一个人对工作对集体的责任感。
赵林最担心的就是有一天恐慌中断工作，击垮人们的意志。他对他部门的人提出要求：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准时到单位上班，上班就要做好工作。他想要自己的部门将恐慌降低到最小程度。
这天晚上，他写了一篇文章《用信心铸起我们心理的长城》，发到各位同事的信箱里，他认为，这道心理的长城是全国人民都需要的。（《南方周末》20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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