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区总协调人，杨焕明认为，在SARS病毒基因组的测序上，中国本来完全有可能争得世界第一。这不仅因为第一个SARS病人在中国发现，中国科学家应当有机会最早接触到第一手资料；也因为中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中心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水平，绝不逊色于国际同行。
杨焕明的合作伙伴汪建更是痛心疾首。他曾在首家宣布SARS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加拿大研究中心工作过：“论规模，那家中心比我们所要小得多；说技术，我在那里就是专门负责技术工作的，但现在我们竟落到了他们后面。”
尽管杨焕明等人4月15日接到军事医学科学院紧急送来的病毒样本之后，不到36个小时就拿出了四株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图，但外国同行已抢先一步公布了成果。“从SARS病原体的发现到病毒检测诊断以及理论的阐述，中国目前的首创纪录全部为零！”
杨焕明回忆：今年春节以前，我们就四处寻找非典病原体样本，直到军事医学科学院主动送来病毒样本之前，我们一直都没有得到。汪建博士为了寻找病毒标本，数下广东，结果都无功而返。因为按照有关规定，只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才是病毒标本的合法持有者，外界难以介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4月初，他们私下通过朋友关系，在北京某研究院极其隐蔽地“偷”了一点样本，要在晚上10时以后早上7时以前去，见面时还要戴上瓜皮帽和遮挡严实的口罩。“好像在进行特务活动一般。”
汪建说：“现在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科学家之间要跨学科、跨部门协作，不要计较什么别的，比如排名先后等等。”
我们的国有科研机构都盯着国家几个中长期的科研计划，都希望从那里面找项目、找经费。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弊病就是部门分割，各自为战。就拿医学科学研究来说，卫生部、科技部、军队、高校各自都有一套人马，各自占据一部分资源，各个系统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合作，耽搁了查出SARS病原的时间。（《中国青年报》200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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