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说：“刚退休时，每月才300多元的退休工资，现在也不过409元，交了房租水电就只剩200多元。我拿什么供娃娃上学？”由于无钱医治，老何的肾结石病越来越严重，发作起来，常常疼得昏死过去。最长的一次，整整昏了5个多小时。
大儿子时不时在外做些零工，很少回家，一旦回家，总是气急败坏地责怪父亲：“为什么要生下我？”小儿子何毅至今无钱上学，因此老何想把何毅送人，他奔波于遵义市妇联、团委、民政、信访，甚至法院等各个部门。他说：“不是推卸责任，我只是想给娃娃一个温暖的家。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咋办？政府再不帮忙，也没人愿意伸出援手，我就只有去求助人贩子了。”
遵义市妇联有关负责人认为：“老何的言行无疑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相冲突，根本没有考虑娃娃送出去后可能会受到的巨大情感、心理伤害。仅仅不送娃娃上学这一条，就应该受到谴责，甚至被起诉。”
民政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现行《收养法》规定：公民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可以选择送养子女；有特殊困难但仍有能力抚养的，原则上不能送养子女。所以，关键需要确认老何是否还具有抚养何毅的能力。
一位政府官员说：“这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新情况。一个必须理性面对、而不能感情用事的现实是，与其让娃娃跟着老何毁了一生，不如积极为他谋划出新的出路和未来。”（《中国青年报》200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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