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勒说，一些人认为公共健康就是药物。而我认为公共健康就是“健康的人口”。公共健康也需要警察，他们与医生一样是公共健康体制的一部分。厂矿作业的安全也是公共健康的一部分。此外，在发展中国家，一个家庭的健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母亲所受的教育，因此对于女性的健康教育非常重要，其意义远胜于建一个新的医院。所以，公共健康的涵义比医生和医院丰富得多。
维克勒认为，如果公共健康的标准是大多数人都健康，就会遇到一个社会公正问题，假设在一个小国家，大多数人居住在平原地带，一些人住在山上，如果实施一项接种方案，人们可能花掉所有经费为占人口数量90％的平原人口接种。假设后来政府又增加了一倍的接种款，有人可能想用这笔钱去为第一次被遗漏掉的山里人接种；而另一些人主张再把这笔钱用于平原地区的人口接种，以预防另一种疾病。这样一来，一旦后一种疾病爆发，就可以挽救占90％的平原人口的生命，而不是救助一小部分患前一种疾病的山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进行伦理权衡呢？这就要求社会的公正。
社会给每一个人的长寿机会都应当是平等的。一些国家存在许多社会不公正现象，美国就是一个例子，黑人居住区的人口寿命比孟加拉国还低，而中产阶级的白人男子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健康，这是很不平等的。这类健康分布中国也有。（《社会科学报》200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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