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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生活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父亲钟世藩。父亲早年留学美国，解放后是中山医科大学的一级教授，著名儿科专家。
记得我刚满13岁那年，也就是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的前夕，当时任广州中央医院（现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的父亲，愤怒地拒绝了国民党南京卫生署让他携医院巨款撤去台湾的胁迫，义无反顾地留在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
50年代，国家还很贫穷，科研条件更是有限，父亲为了研究乙型脑炎病毒，用自己的工资买来小白鼠做实验，我们家也成了他的实验室。“文革”时，他被“靠边站”，还是痴心于他的研究，总结自己行医数十年的经验，写成了40万字的专著《儿科诊断和鉴别诊断》。这本书曾先后再版了6次。1987年父亲去世。他临终前还念念不忘他的研究，常与我探讨病毒与磁场的关系。父亲常说：“一个人能够为人类创造点东西，那就没有白活。”父亲的教诲我一直铭刻于心。
我的中学时光是在华南师大附中度过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师曾对我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人不应单纯生活在现实中，还应生活在理想中。人如果没有理想，会将身边的事看得很大，耿耿于怀；但如果有理想，身边即使有不愉快的事，与自己的抱负相比也会变得很小。”他的话很朴实，却蕴含着很深的人生哲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拿这些话来激励自己。
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吧，1955年我考入了北京医学院。1960年我大学毕业，留在了北医。从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间，我干过很多工作：先是当辅导员，后到放射医学教研室任教，再后来到过农村，当过工人、校报编辑，还干了一年多的文艺宣传。
1971年，我调回到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当时是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起初，我很想当胸外科医生。医院的老医生却说：“钟南山已经35岁了，还搞什么外科。”结果我被安排到了医院急诊室。因毕业后没搞过临床，在一次出诊时将一名有结核病史的胃出血病人，误诊为“结核性咳血”，差点误了事。此事对我刺激很大。从此我刻苦钻研技术，废寝忘食，每天工作到深夜。在8个月时间内，我写下了四大本医疗工作笔记，体重也掉了整整12公斤，但我很快胜任了临床工作。
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关于开展慢支炎群防群治的号召，1972年，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成立了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我参加了这个小组，从此开始了对呼吸疾病的系统研究。当时医院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个空白，我们从痰样分析开始搞起。防治小组连一台像样的呼吸机都没有，对于危重的肺病人，我们小组的同志就用轮流手捏皮球呼吸机的办法，抢救了一个又一个“呼衰”病人。
1979年，我抱着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强烈愿望，通过了国家外派学者资格考试，获得赴英国为期两年的进修机会。
当时国家刚刚开始搞改革，百废待兴，经济还不宽裕。为了节省经费，我们是乘火车去英国的。记得出发那天，正好是我43岁生日。人生苦短，我们这一代人被“文革”浪费了不少时光。我渴望早日到达目的地，投入学习、工作。
经过9天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在1979年10月28日到达伦敦。可是，按照英国的法律，中国医生的资格在这里不被承认，因而不能单独为病人治病，只能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查房和参观实验。我的导师佛兰里教授甚至说：“你在这里只能呆8个月，以后你要自己联系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这无疑是给我兴奋的心情浇了瓢冷水。那天晚上，我彻夜难眠；祖国科技落后，我一定要争口气。
我先是从自己身上先后共抽了600毫升血，做了近30次试验，将呼吸实验室里的一台闲置了大半年的血液气体张力平衡仪修好。接着就开始搞“吸烟（一氧化碳）对人体影响”的课题。为了取得第一手数据，我连续吸入一氧化碳并多次抽血测定浓度。当一氧化碳的浓度达15％时，我感到头昏脑胀。有同事说：“停止吧！”我坚决要求继续吸入，直至血中一氧化碳含量达到22％，这相当于一个人连续抽60多支香烟。我的实验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不但证实了弗兰里教授的一个演算公式，还发现了他的推导的不完整性。那天，弗兰里教授一下将我抱住，连连说：“谢谢你，谢谢你证实了我多年的设想，祝贺你有新的发现。”他又问我：“你打算在这里干多久？”“你不是说只能呆8个月吗？”我说。“不！你愿意在这里干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弗兰里教授非常肯定地答道。
在英国的两年间，我与英国同行合作，先后取得了6项科研成果。1981年我要回国时，弗兰里热情洋溢地致信我国驻英使馆。他写到：“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经与许多国家的学者合作过，但我坦率地说，从未遇到过一个学者，像钟医生这样勤奋，合作得这样好，这样卓有成效。”我那天晚上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终于让他们明白了中国人还是有值得别人学习的地方。我第一次感觉到做中国人的骄傲。” （钟南山写于1997年《南风窗》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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