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联系采访了几位非典康复者，让他们来说说出院后的经历和心情——
6月3日中午12时20分，记者拨通马莉宿舍的电话，听到的是一个爽朗的声音：“现在我感觉很好，一切跟从前一样，不就是生了场比较严重的病嘛。”她说她刚刚吃完午饭：一盒米饭，两条鱼，还有西红柿炒鸡蛋和炒菠菜。
马莉19岁，是北方交大自动化专业大一学生。4月20日被确诊为非典患者入院治疗，5月31日痊愈出院。按照规定，她要休息两周。
马莉的父母远在宁夏。马莉出院后，学校为她专门提供了一间宿舍。记者打趣：“那不是还跟被隔离一样？”马莉笑起来：“你怎么不这样想：这是在享受单间待遇，多难得呀！”
马莉说，“‘六一’那天，我正在楼下玩儿，远远看到好几位校长和我的辅导员向我走来，他们都过来跟我握手，祝贺我康复。当时我没戴口罩，觉得不好意思。可他们都不在乎，特让我感动，心里觉得特别温暖。”
聊着，马莉忽然冒出一句：“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吗？——特别想捐献我的血清，为别的病人战胜非典作点贡献。”
徐师傅今年51岁，是北京某冶金单位的技术工人，经常出差去外地；儿子徐睿（化名），今年大学毕业，刚找到工作。徐师傅一家三口在这次非典灾害中无一幸免，4月22日，徐师傅的爱人永远离开了他们爷儿俩。
说到5月29日出院当天的情形，徐睿记忆极深。“那天是星期四，阳光明媚，中午，大夫护士都出来送我们，并来到医院的院子里，替我们打扫搁了一个多月的车。”
呼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父子俩开车回家了。
车刚到小区门口，他们就发现传达室门前站了好多人。“大家见了我们都很热情，主动跟我们握手，60多岁的张奶奶也跟着一起，帮我们把刚从超市里买来的东西往4楼家搬。我跟我爸都感动得不行……”
“妈妈走了，我异常痛苦。但伤痛会随着时间过去，生活还是要继续。更让我感动的是，我毕业后联系好的工作单位打电话安慰我，说等我身体康复了就可以上班了，没有丝毫拒绝的意思。”
汪女士是一名国家公务员，在外地出差时感染了非典。现在她出院已经一个多月了，仍然在家休息，因为“我们单位说了，让我休仨月”。
“我能感觉出来，大家是怕我上班，我也知趣。刚出院时，我觉得心里挺别扭，人们看到我的神态总是有些怪。倒不是我多心，因为住的是单位宿舍，大家都认识，明明从这条路回家近，偏偏绕个弯。有一次，我正往家走，一个两三岁的小孩跑过来，他妈妈一把把孩子揪走，惟恐躲之不及的样子真让我受不了。”汪女士说，“其实出院两周的时候，我就到医院进行了复查，大夫说，什么事都没有了。”
“和我一起住院的一位病友给我打电话说，在医院医护人员总是呵护着我们，我们受到尊重，可一出院，我们感到从天上掉到地上，这反差也太大了。”（《北京日报》20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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