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手势，王择青心情非常激动。进入一线以来，他和助手们在实践中提炼出四个对病人最有影响力的肢体语言，伸大拇指就是其中之一，现在，他自己感受到了拇指的力量。
全军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组组长、解放军总医院心理科主任王择青，是5月上旬带着助手祝卓宏和朱鸿武进驻小汤山的。在此之前，北京安定医院的13位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心理医生也已进驻一线医院。
在一线医院之外，精神卫生专家、临床心理学家和心理医生们也在全线出击，投入到对这场灾难的心理干预中去。
“我知道你是‘那个医院’的啦，你是治‘心病’的。”5月10日，当穿着厚厚隔离服的郭红利，第二次走进北京地坛医院那间SARS病房时，一位职称为“主任医师”的非典患者李山说：“咱们是同行。不过，我现在没有心理问题了。”
“那个医院”指的是北京安定医院。进SARS病房，和SARS病人“聊天”，是郭红利这位心理医生的工作内容之一。
李山，是郭红利进病房第一天看望的病人之一。郭医生说：“他的职称比我高，还带着医学硕士生。可是他被感染后，却一直否认自己得了SARS，躲在家里不肯治疗；被送来住院后，他说自己是学医的，知道这病没有特效药，说不如马上死了好，拒绝治疗。第一天见面，他问我，你说这病能治吗？我说，你的命已经保住了，只要你配合治疗。我们谈了各自的家庭、经历、人际关系，还有时事政治，很投机。我走时，看到他脸上露出了笑。”
知情人士说，在北京一些医院，确实发生过非典患者自杀的情况，甚至有些非典疑似病人也做出过极端行为。黎丽的妈妈就是一家数口患病，丈夫亡故后自杀的。几乎是一夜之间，正在上高中的黎丽就变成了孤儿！
自杀，成了悲剧中的悲剧。据说，这促使政府做出了让心理医生进入非典医院的决定。
“我拿出体温表一看，37.7℃，当时全身都麻了。”现在正在小汤山医院治疗的柳青青是某医院护士。4月17日，她上门为社区居民打针。18日再次上门时，才知道那家人全家染上了SARS。隔离了三天之后，柳青青觉得手心脚心发烫，把体温表拿出来的一刹那，她就知道自己“完了”。和她一起染病的，还有同事苏雅。4月21日，两人被送进了北京第六医院。
“那些天我情绪特别暴躁，委屈、想家、恐惧，满脑子都是叶欣。我老想知道叶欣到底是怎么死的，为什么她的病会恶化？我的病恶化了怎么办？叶欣能死，我为什么不能死？我整夜整夜睡不着，瞎想。苏雅和我一屋，她的病情比我重，我生怕她半夜没气了，一想到她被推出去抢救，剩下我一人，我就觉得我肯定会死，这种恐惧感就会要了我的命。”
柳青青清楚地记得，5月2日上午，医生殷岳和周哲来查房。他们一进来，柳青青就缠住了殷岳，苏雅就缠住了周哲，一个说“你告诉我叶欣到底是怎么死的”，另一个问“大夫，你说我到底会不会死”。“全副武装”的周哲走到苏雅的床边，拍拍她的腿说：“你放心，我绝对把你治好。”殷岳也走到柳青青身边，拍着她肩膀说：“买过彩票吗？有几个人中过奖？目前这个病的治愈率是95％，你是老百姓，就像买彩票95％的人中不了一样，你也是这里面的。”
“你不知道这话对我有多重要，你不知道医生拍拍我们有多重要，你不知道医生看我们的眼神有多重要！虽然隔着护目镜，可是我看到了医生那种坚定、信任、不带一点犹豫的眼神，那种眼神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眼神的力量绝对比激素厉害！”柳青青说，医生一走，她和苏雅抱头痛哭，“在这么困苦的时候，别人全身心地信任你，你一下就觉得有了力量。”
柳青青说，是医生的眼神和家人的爱支撑着她们熬过“肺炸了”的极度痛苦。从那天起她就下决心，活过来一定要重返一线。“别的什么都不带，就把这种眼神带去，病人需要的就是这种眼神！”
柳青青是幸运的，她碰上了一个正在学习心理学的医生，而在这个医生背后，还有心理医生在支持和指点。
“4月30日早上，我一醒，脑子里突然跳出三个字‘人与仁’。‘人’字的结构是相互支撑，而‘仁’字是二人合作。”同仁医院临床心理科的赵梅大夫说，北京出现SARS疫情后，她内心一直涌动着一种力量，要为这场战斗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恰在这时，朋友告诉她，有位一线大夫非常希望能得到帮助，赵梅欣然告诉对方自己的家庭电话，一条热线就在心理大夫和一线医生间建立起来。这个医生，就是殷岳。
年轻的殷岳已经在一线工作两个月了，她看到SARS病人几乎都出现了强烈的负面情绪。“我很想做点什么，可一时又不知道怎么做，就找到了赵梅大夫，她满怀热情地给了我很多帮助。”
为了帮助患者建立信心，殷岳画了这样一幅画：左边，是用明亮的桔黄色写的95％，代表当时的治愈率；一道粉红色箭头，指向右边绿色的100％，上面写着“我们共同的目标”。下面有几个手拉手的小人，其中一个头上戴着有红十字的帽子，那是医生。在画面下部，写着：相信自己，你每一分钟的努力都是在向着这个幸福的数字前进！“幸福”二字，殷岳特意用了玫瑰色。
SARS毕竟是烈性传染病，在病人无法看到医生表情，医生无法和病人更多交流的情况下，殷岳觉得这种带有色彩的、直观的画，也能帮助病人调节情绪，树立信心。
在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中，医务人员常常只见病和病灶，不见整体的“人”。面对SARS这样的传染病，人们出于恐惧，更容易忽略病人的情绪感受和心理需要。
几乎所有的SARS患者，在被确诊那一刻，都有一种“掉进深渊”的感觉。除了对死亡的恐惧，他们还会产生强烈的“被遗弃感”。一位病人至今不能忘记，当他告诉单位领导自己发烧时，领导的反应是连退几步的动作和恐惧的眼神。正是人们这种本能的反应，让患者一下感到自己被抛弃了，“患难见真情”的老话也似乎不可信了。
“剥夺感”。一旦发病被隔离，患者就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与人交往的自由，获取信息的自由。在四面白墙中，他们的信息刺激骤然减少，患者和医护人员之间出现了信息不对等。这种信息剥夺和信息不对等，会使人感到恐惧、愤怒，甚至出现攻击行为。
“负罪感”。和许多突发性灾难不同，SARS危机中的许多受害者都有强烈的负罪感，因为他们又感染了自己的亲人、同事和周围的人。即使一些没有感染其他人的患者，也会对亲人、邻里、单位被因此隔离而感到极大的内疚。
“失控感”。因为灾难来得太突然，就仿佛列车出轨一样，患者的生活骤然失序，他们感到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未来无法把握。李山就给自己剃了个光头，他对心理医生说，自己已经心灰意冷了，将来不打算再当医生，准备开个小买卖。“都得了SARS了，谁还会找你看病？”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患者的这些心理感受，特别是每个人都受到疾病威胁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忘记“病”字的中间是个“人”。但是，如果没有人来理解和帮助患者，这些强烈的负面感受所形成的巨大精神压力，会进一步摧毁病人的免疫功能，带来的不仅是更高的死亡率，还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危及他人和社会，比如伤害医护人员、逃跑等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刘津博士说：“病人绝望对谁都没有好处。病人安心治疗，就是为我们大家创造好的环境。”
尽管有一批心理大夫进入了一线医院，但由于SARS具有强烈的传染性，也由于人们对心理干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很多医院限制心理大夫在病区出入。即使像郭红利大夫这样能够直接进入病房，毕竟面对的患者太多。许多心理卫生工作者都意识到，更有效的干预是培训临床医护人员，让他们给患者带去战胜疾病的力量。
于是，一批心理医生主动提出培训医护人员。中日友好医院的心理医生李子勋在培训中，把容易激发患者负面情绪的行为一条条总结出来，比如，医护人员在医学操作中闭气、紧张、手脚僵硬、动作匆忙不规范、操作后慌忙逃离等，就容易激发出患者恐惧感、自罪感与心理冲突；在做非常规检测时，不事先征求患者的同意和理解，患者会感到丧失自控与隐私权，容易产生不安全感和敌意……医生们听到这些“闻所未闻”的东西，才知道自己的言行会对患者有那么大的影响。
培训是非常细致的，刘津博士在培训中建议医生，第一次见到病人要这样说：“我会以我最大的努力，以现有的最好条件，和你一起努力，我们共渡难关。”王择青博士则要求医生，一进病房要注视患者一秒钟以上，得到患者眼神或语言的回应后再转移，注视的同时可以点头或用简短的问候语打招呼。
可操作性是王择青博士特别重视的。细到什么程度？王择青博士和他的助手通过研究发现，有四种表达方式最能对患者产生鼓舞作用，它们分别是：
轻轻拍背。
抚肩说话。
这两个动作可以拉近和患者的距离，表明医护人员并不害怕他们，而是把他们当作亲人、朋友。
向患者伸大拇指。表示患者情况不错，身体很棒，很坚强，这有利于稳定患者情绪，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V字手势。要离开病房时，可以向患者打一个V字手势，等患者用同一手势回应后再转身。
“你想像不到，当医生轻轻地拍打患者背部的时候，92％的患者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正面感受，他们说医生的触摸像一股暖流、一道激光、一束射线，把SARS病毒驱走了。就是光用眼神和大拇指，也有71％的患者当天就增加了食欲。”王择青充满欣慰。
为什么这些微小的动作会对患者有那么大的影响？因为SARS患者对来自医护人员的各种信息特别敏感，医护人员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会分析、揣摩、加工、放大。据王择青博士的研究，医生如果检查完不说话，有64.6％的患者会产生不安，并且这种不安一直会延续到第二天。因此，医护人员给予患者正面信息至关重要。在隔着厚厚的防护衣和口罩，病人看不见医生护士表情的情况下，肢体语言就成了更有效的表达手段。
SARS疫情在北京蔓延后，许多心理学和心理卫生工作者就放下手头的工作，“一头扑了上去”。特别是民众中出现恐慌情绪后，他们更是把重心从研究转到了服务上，这在中国前所未有。
北京大学校医院的心理医生方新，是最早参与到其中的人之一。4月24日上午10时，她接到北京市卫生局电话，希望她参与非典心理热线工作。下午1时，方新就带着做出的方案参加了会议，并在第二天主持了危机干预理论和热线技巧的培训。26日，热线就开通了，仅3天时间，电话就超过了1000个。
4月下旬和整个5月，北京七八条非典心理热线，为数以万计的市民提供了心理支持，他们当中不仅有患者及其家属、隔离人员和恐慌得睡不着的老百姓，也有承受着巨大压力的一线的医生护士，还有公司经理来询问如何帮助员工稳定情绪。
除了热线电话，心理卫生工作者还自觉地通过媒介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丛中博士认为，在这次SARS阻击战中，心理卫生工作者主动出击得还不够，更多是在应付媒体，但媒体的问题不一定很专业。如果心理卫生工作者能更主动一些，就更能保证科学性。
SARS新增病例越来越少了，但心理卫生工作者心头的压力却没有减少。他们知道，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比如怎样把死亡患者的善后工作做得更人性一些，怎样给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治疗心灵创伤，怎样帮助愈后患者回归社会等。在这场危机中，他们所做的，就是使人们更多地关注人性的需要，更多地提升人性的力量。
（本文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200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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