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女士用同样的方法选购了7件商品，在收银处她被保安截住。
这本来是一起很普通的超市盗窃案，但之后发生的事让人吃惊不小。
这位女士姓俞，本来她的母亲要代她受过，她却对自己所做的事供认不讳。超市工作人员提出赔偿解决问题，她让母亲回家拿钱。就在母亲回家拿钱时，俞女士用数码相机拍下了办公室墙上张贴的一些可疑对象照片，并索要赔款的收据，然后主动说出了自己的特殊身份。原来，俞女士就是2001年底的上海易初莲花超市搜身案的当事人。
在派出所，俞女士解释了自己行为的动机。在那次搜身案中，打赢官司的俞女士得到1.5万元赔偿，她与易初莲花间的恩怨应该到此了结。但俞女士称这件事给她后来的生活和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创伤。由于那场官司闹得沸沸扬扬，俞女士回到原来公司上班时，虽然公司并没有说什么，但俞女士感觉到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于是主动辞掉了工作。在以后的日子里，俞女士一直没找到工作。
这次，由于俞女士对自己偷窃的行为没有任何异议，警方很快结束了对她的调查。警方要求她补足购物差额，并给予了警告处分。
事后，俞女士称，她现在手中有易初莲花保安办公室张贴的嫌疑人的照片，这是易初莲花侵权的证据，她会好好考虑怎么使用它。
从非法搜身受害者到超市小偷，俞女士的行为已经伤害了自己，然而法院和派出所两次不同的处理并没有改变俞女士的报复心态，从中我们也看到司法手段与目的之间还存在着距离。
在我国，司法部门没有明确规定在完成司法程序后，必须给予心理创伤的人正常的精神抚慰。对于一些人格脆弱的人来说，没有心理医生的帮助，走不出心理伤害的影响，导致他们走向另一个极端。我国的司法应该更加人性化，对于受到社会创伤性伤害的当事人，在案件结束后，应强制给予必要的心理援助，作为司法判决的补充。（《中国妇女报》200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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