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一天。在武汉，一脸倦容的肖之旺与记者对面而坐，提起十多年漂泊无依的打工生涯，肖之旺备感心酸。1994年，17岁的肖之旺离开家乡湖北省罗田县肖家坳村，“第一次给城里人干活，起早贪黑，尽职尽责，总想给人留个好印象。到了年关，我盘算，工钱少归少，也足够我和父亲过年用了。谁知老板翻脸不认人，把300元钱扣着一分不给。我求情告恩一整天，最后才要来10元钱。只得含泪背起破行李包，步行30多个小时回到家。”
这之后，肖之旺又跑上海、下广东，由于文化低、没技术，受尽了白眼和欺负。他说：“人家拿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打工仔当‘冤大头’，先试用一个月，然后找个理由把你辞了。白天饿肚子、喝冷水，晚上找屋檐、睡马路。1997年，武汉市汉阳区一家市政公司录用我当门卫，从那时起我不再流落街头，慢慢攒钱往家寄。可不等父亲把钱取出来，基金会、储金会就上门揽储了，有时直接在邮局就把钱截存了。后来基金会、储金会垮了，多年打工挣来的血汗钱差不多就打了水漂。这时候，我最想知道的是：谁能真正帮助我们这些打工者。”
“现在的工作，大多工时长、工资少、环境差。”“平时干活提心吊胆，有时就是老板的出气筒。”“日常生活经常受市民的白眼，还要躲地痞，防被收容，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湖南安化县冷市镇农民黄保才，澧县澧阳镇群兴村农民朱平坦等，这样形容他们的打工生活。
由于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一些打工者对社会和政府不满情绪潜滋暗长。在长沙劳动力市场，安化县农民黄保才、澧县农民胡万福、贵州岑巩县农民景洪淼说，收容、讹诈，害得他们像难民一样，东躲西藏，没有人身安全感。黄保才被收容过两次，胡万福被收容三回，还被地痞讹过钱。去年10月，景洪淼在长沙火车站被派出所当“盲流”抓起来，后来朋友送200元钱才把他“赎”出来。
湖南省平江县大坪乡姜源村农民邓杰荣说：“我们有事找政府部门时，常常是被推来推去，往往谁也指望不上。”去年，邓杰荣被老板扣了300元工钱，他打电话向110求救，公安局让他找劳动部门。他找到劳动部门，劳动部门说是经济纠纷，让他到法院起诉。他到了法院，法院说要起诉得先交200元诉讼费。平江县佘家村农民李明星不满地说：“国家法律不少，就是对我们来说能落实的少。现在是有钱就有法律。去年老板欠我400元钱，他还打了欠条。我去要账，他竟然把我打了一顿。我找了派出所、法院。打官司要交起诉费，还要法医鉴定，得拿1000多元钱，咱哪交得起？！”
由于社会紧急救助机制的缺乏，一些打工者在个人权益得不到保障、生存面临危机时，不得不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新华每日电讯》200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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