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警官介绍说，游荡在这一带的吸毒者有十几个，大部分来自广西某县，因共享针头吸毒而感染艾滋病。“看到了吗？那个人就是！”施警官突然指向正在过马路的一个脸色黯淡无光、身高刚刚超过1.6米、披头散发的小伙子。
“他们每天晚上出来偷东西，然后买毒品。”施警官说，“我们经常这样跟着他们，一直等他们正在偷时，把他们抓住，让他们把东西归还失主。然后放了。”有趣的是这些人在被抓时从来不反抗，“因为知道抓了之后我们还得放他”。
携带艾滋病毒的违法犯罪分子应该怎么处置？这不光是施警官所面临的困惑。杭州某区公安分局一位警察说，他第一次抓到携带艾滋病毒的小偷后，“我们报防疫站，他们登记完就走了。我们问，人怎么办？防疫站说他们不要。我们也没敢把他们关起来，那么多人关在一起，如果他把别人感染了，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从某个角度看，警察与小偷的故事更像一个黑色幽默。“我们每天跟这帮人打游击，一天不下6趟。从每天上午9点一直跟到这一带所有夜市收工。抓进来，至多帮事主拿回物品，然后放人。”古荡区某派出所副所长面临同样的尴尬和无奈。
根据杭州市禁毒部门今年5月的一份文件，自1997年至今在涉毒人员中已查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16人，其中77.45％是经吸毒感染，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中规定：看守所收押人犯，应当进行健康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收押，其中第一条就是“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人。《国务院强制戒毒办法》第二十条也规定：“患有急性传染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的”不宜收入强制戒毒所，而应当限期在强制戒毒所外戒毒。“看守所不收、劳改场所不收、监狱不收，法律到他们这里就中断了。”
“社会保障制度也有缺陷。这些人的身份是双重的，他首先是犯罪嫌疑人，其次又是需要救治的患者，我们希望有一个完善、明确的处理机制。”
更让警察们担忧的是这部分特殊群体对社会形成的潜在威胁，一是他们重复性犯罪，二是将艾滋病毒感染给他人。（《三联生活周刊》2003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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