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五天里，涌泉村接连发生3起自杀事件。
7月11日，56岁的二组村民李立文服毒自杀，经抢救后脱离危险。“死过一回”的李立文说：“我在自己的退耕还林地里套种了2亩4分黄豆，工作组说，按规定，我得交560元罚款。我愁得不行，跑了一圈，一分钱也没借到。心里难受，就在小卖部里‘买’了一盒敌杀死农药喝了。”其实，他根本就没钱买，而是赊了一瓶农药。而他种的黄豆，即使收获了也卖不到560元。
3l岁的李祥是村民小组长，工作组组长要他去收罚款，村民没有钱就要由他这个组长垫上。李祥知道乡亲们的难处，他如何去收这罚款？而不收款，自己又无法垫得起这么多钱，7月15日李祥服农药自杀身亡。让人痛心的是李祥喝了农药，口吐白沫，乡工作组中没有一个人过来关注李祥的生死。
7月13日，32岁的村民陈音富在李祥的葬礼上忙碌着。待李祥下葬后，大家回到李祥那个愁云惨雾笼罩的家，陈音富却被带进了派出所。回来不久，他便吊死在一棵树上，原因是派出所的人逼他承认李祥的死和工作组无关。
农民的生命为何如此不值钱？这绝不是一个承受力差的问题。一些乡村干部对农民生存状态缺乏基本的了解和关怀，对农民的命运和生存空间缺少关注，甚至根本不把农民当人看。那些不管不顾农民死活的罚款措施，那些不管不顾农民死活的罚款者该如何面对那些死者？（《中国青年报》2003.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