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后的学术工作

2003-08-03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非典”过后，还有一件要做的事应当是很重要的，就是关于这场灾难的学术总结。在“非典”期间，已经有许多地方的档案馆在收集资料，但光有收集还不够，常规的办法是在灾难过后，由政府出面，拔专款组织专家，把这场灾难的全过程真实地记录下来，为今天及后人展开进一步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这是现代政府应尽的职责。今天研究中国瘟疫史的学者，主要就是依靠当时留下来的材料进行分析。在这方面，晚清以来，政府和民间共同努力，曾有过值得借鉴之处。

1910年12月（宣统二年），东三省肺疫流行过后，曾出版过三大册《东三省疫事报告书》；1918年晋北肺疫流行，疫情过后，关于这次疫情的所有情况，同样编成了三本一套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书》，可见在当时这已成为一种定例。这两套报告书，从图片、疫情图到相关的统计，都做得非常专业，既有经验，更有教训。

这两套疫事报告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详细的来自最高层的材料，从大臣奏折到皇帝御批，从督军报告到总统电令，悉数收录其中。今天研究中国瘟疫史的人，可以通过这些材料分析当时中央和地方对疫事的态度和责任。另外，这两套报告书，都是在疫情过后的当年完成，第二年出版，速度之快令人感佩。

传统社会能做的事，今天应当做得更好才对。（《南方周末》2003.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