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举例说，一位日本厂商曾公开宣布，以后再也不到某国内著名花园城市投资建厂了，因为该市的商务成本太高。某些城市的开发区，动辄就是豪华会所、高标准厂房，而在国外，厂房都是朴实无华、绿化做到环保即可。
中国目前要解决的问题是要降低体制改革成本，减少政府成本。如上海的商务成本正在不断地攀升，竞争力不敌江苏、浙江等地。上海一家外贸公司1年的流水是1000万元，但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1年要养70个人专门到各级政府跑审批。1个人的年工资是5万元，70个人就是350万元，占了该公司1年流水的1／3还多。政府应该很清楚自己的职能是什么，尽可能地分清政府和市场的职能界限。（《中国青年报》200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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