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湖南省以“享受国企待遇，补偿5年基本工资”为条件，鼓励公务员辞职下海。无独有偶，在此之前的今年3月，吉林省榆树市有1300余名公务员在得到“保留身份、保留职务、保留待遇”的政府承诺后，悄然带薪下海经商。
湖南省和吉林省的做法，既非空前，亦不会绝后。早在1995年初，贵州省罗甸县就已经作出“干部打工、借地育才”的决策，以红头文件迫使数百名公务员下海经商。随后几年，湖北、山西、安徽等省数千名公务员，先后被派遣到沿海城市锻炼。据悉，还有一些地方也正在筹备官员“半下海”的相关事宜。
无论是带薪下海，还是离职锻炼，不同的说法难掩“半下海”现象中官员“两张皮”的实质：一半是党政官员，一半是私企员工。虽然这种现象，获得了务实派“不妨一试”的鼓励，但是更多批评却早已开始炮轰“体制内新官商”。
人们注意到中央曾明令禁止“公务员不得参与营利性经营活动”。《北京市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暂行办法》等地方性法规，还对国家公务员辞职后下海作出种种限制。即使让公务员“半下海”有着向现实妥协的无奈，但是，这种现象毕竟是“不合法的”。让党政官员“离职锻炼、建功立业”之举，还有违经济规律。市场经济不是“仕场经济”，如果我们防止不了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的交换，半下海现象，将引发日后“与虎谋皮”的教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宜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处理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矛盾，更不能以牺牲法律公平为代价，推动经济“发展”。所以，公务员“半下海”须慎行。
贵州省黔南州下辖的罗甸县，是个轻易不能进入公众视野的地方，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之所以名噪一时，是因为罗甸开创了中国公务员“半下海”的先河。
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尽管上级财政每年的补助高达1955万元，当年仍有311万元的赤字。6000多人靠财政供养着。1995年初，穷则思变的罗甸县委县政府作出“干部打工、借地育才”的决策，规定县直机关和各乡镇35岁以下的在职公务员，必须轮流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一至两年。打工期间工资照发、级别保留，条件是六个“一”：建立一个关系、学会一门技术、结交一个投资者、拿回一个位子、引进一个项目、提供一条建议。如期完成任务者回到罗甸将受“重用”。
于是，一批“提着乌纱帽，去当打工仔”的年轻乡镇长和县直机关公务员，跟着罗甸县长和组织部长，来到温州乐清市，挨家挨户到企业推销自己。
2003年春天，记者在温州柳市正泰集团行政总部看到了廖毅，他是8年前百余“打工干部”先遣队中的一员，和他握手的刹那间，我感觉他名字中的“毅”字，就写在他平实的脸上。
现今，他的新著《南存辉传记》业已付梓，交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依照最初的政策，作为在职干部，他在温州打工1年期满，便可在“保留住房、户口、行政关系不变”的承诺下，回到他原来的单位，做他的“干部”去。可是，大学毕业后教了7年书而后调到县宣传部的廖毅，并没有像多数人想像的那样，珍惜他在县委宣传部的职位。
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廖毅留在温州，跟随著名的私营企业家南存辉干了整整8年，这本书是他半下海8年的明证。
其实他还曾写了一本名为《从贵州到温州》的书，讲述一个“打工干部”在温州“半下海”的故事。
最初的艰辛，廖毅描述得非常简单。一开始，正泰集团并不知晓他的真实身份。没有依靠组织部长的推销，廖毅仅凭自己的才华、热情和努力，赢得了包括南存辉在内的正泰人的赏识。从正泰集团企业报《正泰报》的编辑、总编辑，到正泰集团宣传处长、团委书记，乃至当下的“副总经理级别”的办公室副主任，人们眼中的廖毅，春风得意，好不风光。只有廖毅自己心中明白，一路上他是怎样的兢兢业业、如履薄冰。
作为一个西部人，西部始终是廖毅心中永远的结。为家乡失学儿童寻求援助，为贵州洪灾募捐，廖毅尽了一个“打工干部”的职责。
当年和廖毅同时派往沿海的“打工干部”，多数已经回归故里。廖毅却把妻子接到了温州，在那里安了一个小小的家，眼下他还没有做好回归故里的准备，也不知何日是归期。
虽然廖毅这样的“打工干部”被人讥嘲为“乐不思黔”，但罗甸官方开明人士不以为然：“我们并不感到意外。他现在不回来，以后会回来；人不回来，但观念、素质会辐射回来。”
发生在贵州罗甸的“半下海”事件，在冗员过多的西部地区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尽管部分“打工干部”没有回到起点，但大多数还是成为发展地方经济的有生力量。
在江西安义县，县委严令：“选派的干部”未经县委同意，中途回安义待业或就业的，第一次给予教育，第二次实行戒勉，第三次免去其所在原单位的职务，且5年内不得重新任职或提拔使用，并列为机构改革分流人员对象。
2000年之后，“打工干部”的决策者们，开始考虑机构改革、人员分流的社会背景。针对这个问题，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解释说，选派打工干部和分流干部是两码事。能被派遣外出打工的，年龄不超过40岁，文化程度至少是中专，多数是组织推荐的后备干部，是所在部门和单位的骨干。即便是分流，也轮不到“打工干部”。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外派公务员可以节省财政资金。每派出一名公务员，一般要节约5000元左右的财政开支。以咸安区为例，选派三批打工干部，节省了200多万元财政开支。
数字的变化，还体现在招商方面。2002年初，江苏灌南县学习安徽五河县，选派135名干部，奔赴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打工招商”。半年时间，引进项目60多个，到位资金2000多万元。
当然最重要的不是省钱和引资，而是“洗脑”和转变观念。“打工干部”回来以后，他们在机构改革、人员分流乃至各项工作上的作用是立竿见影的。至于干好了不愿回来的人，决策者一般也持欢迎态度。这无异给干部“分流”开辟了新路。
众所周知，基层政府机构臃肿和人员膨胀是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据统计，目前全国基层管理组织正式或非正式聘用的人员加在一起近6000万人。虽然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机构精简，但总体上仍没有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把乡镇机构精简下来，把过多供养的人减下来，如果没有妥协，就不会进步。
“半下海”，利于机构改革人员分流软着陆。之所以让他们带上救生圈，毫无顾虑地在市场环境中畅游，是为了控制成本、减少震荡，保证机构改革顺利进行。决策者希望，具备市场本领的人幡然觉悟，主动离开机关奔向市场。对一些有可能在未来被动离开机关的人员，有了半下海的历练，起码也有较强的心理承受力。
然而，支持者的论证依旧没有为反对者所认同。即便是出言审慎的专家，也建议带薪“下海”的政策应该慎行。
公共政策研究专家彭宗超博士向媒体表示，基于机构改革减员分流的考虑，出台类似的“半下海”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有一个底线。国家公务员掌握着政府的机密，把握着政策的精神，同时拥有强大的政府关系，某些人甚至垄断了很大一部分政府信息。他们一旦辞职进入民营企业，必然会造成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公务员带薪“下海”也将容易导致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的滋生。
江西省安义县就业局干部胡华龙是首批选派的对象。他中专毕业，会电脑。出门前，他考虑到自己有一技之长，不担心找不到工作。
2002年4月10日，胡华龙来到浙江宁波市一家制衣厂应聘，希望做办公室人员，但因厂方认为办公室人员还必须懂得营销，由于胡华龙不懂营销，未能成功。胡华龙辗转来到广东省四会市，应聘了多家单位，由于着眼点较高，都未能被录用。眼看着身上带的钱快花光了，工作还没有着落，胡华龙的情绪一落千丈，沮丧到了极点。
一天，在沿街行走时，胡华龙看到一家店面写有招一名勤杂工的启事。为了生存，胡华龙决定降低求职标准，心想，在酒店做勤杂工，也可以学学酒店管理经验，锻炼结束后可以给家乡做酒店的朋友一些好的建议。于是，他就跟酒店老板提出想在店里做勤杂工。然而，老板居然对他说：“就你？不行！”令胡华龙惊奇万分：为什么我连个勤杂工都不能胜任？一问酒店服务员，胡华龙才明白，原来老板嫌他瘦弱，鼻梁上还架副眼镜，没准哪一天抱着一叠盘子还会跌跤呢。
后来，几经周折，胡华龙终于在广州市一家外企谋到了一个办公文员的职位。
与胡华龙相比，安义县检察院检察官胡明的遭遇就更加不幸了。他在谋职锻炼的一年里，经历了5个城市，遭遇了3次失败、两次重创，可谓是伤痕累累。
2002年4月10日，胡明简单制定了个人发展规划之后，便匆匆赶到重庆市，用了一个月，从朋友那里学来了煲汤手艺。像很多在重庆市做生意的安义人一样，胡明投资1万多元加盟一家号称拥有资产500万元的大酒店，做起了民间瓦罐煨汤的生意。
开业大吉。胡明第一个月竟然收入2千多元，心里也挺得意。不料，6月底的一天，他一到酒店就看到乱糟糟的一片，原先给酒店送海鲜、糖、烟酒的供货商都来搬家具、电器。一问才知道，他加盟的那家酒店的老板开店是假、骗钱是真。老板在卖掉各种赊来的食物酒水后卷款而逃。恼羞成怒的送货商便把讨账的手伸向了胡明的连锁店。1万多元就这样血本无归了，胡明第一次体味到市场的诡秘和险恶。
胡明辗转到了江苏徐州，入驻了一个酒店，经销同样的产品——民间瓦罐煨汤。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合同签订以后，对方对他的瓦罐煨汤却拼命压价，本来议好58元一罐，硬是压到48元，有些甚至压到了成本价以下。结果，一个月下来，胡明所得无几。
在那些日子里，胡明白天做老板，晚上与清洁工一起睡地板。最让他憋气的是，一次，三个顾客点了满满一桌菜，快吃完的时候，他们说汤里有根头发。胡明要他们挑出头发来看看，他们又找不出来。一番争执之后，自己不仅没讨到菜钱，反而还赔了不是。事后，胡明一打听，才知道自己是外地人，才受当地无赖欺负。权衡再三，胡明将店面盘给了别人，又去了广州。
接受采访时，胡明感慨地说：“真是昔日为官人求我，今日换官为民受刁难啊！今后，我会改变昔日的作风，再也不会做那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官了。”
杨沂钟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政府机关。他英语过了国家四级，还是1998年“优秀抗洪士兵”，各种获奖证书一大摞，后来升任安义县长埠镇副镇长。此次，作为选派的对象，他对自己很有信心。
他来到上海，频频参加各种人才交流会，应聘诸如企业行政管理的岗位。可是一周过去了，他仍然没有找到工作。招聘方说，政府管理与企业管理是两码事。无奈之下，杨沂钟只好把自己的求职标准放低，交了20元信息费后，被一家职业介绍所安排到一家公司。公司老板说：“我们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看仓库。”杨沂钟心想，自己一个本科生、副镇长，做个仓库管理员总可以吧。可一到仓库，老板要杨沂钟操作放在办公桌上的计算机，他顿时傻了眼。杨沂钟赶紧和老板说好话，说自己可以边工作边学习。但是人家公司要的是能够胜任的员工而不是学徒。再后来，杨沂钟到一个水产养殖场，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水产技术员。
如今，已返回副镇长岗位的杨沂钟回忆起自己的打工历程，说：“机关里有没有特长都可照样当干部，在外面可就不同了，没有一技之长，简直就没法生存！通过这一年，我对老百姓多了一份理解和尊重，对市场经济有了更深的了解。”
面对外派干部汇报时的种种辛酸经历，安义县委书记连樟寿笑了：“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机关干部端着铁饭碗，衣食无忧、安于现状，毫无危机意识和开拓精神。安义要发展，安义的干部就不能太安逸了。我就是要动一动干部的‘奶酪’。”（《法制与新闻》200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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