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历史却不是那样简单的非此即彼，当你今日漫步首都的大街小巷时，就会发现昔日那些只是在小说和教科书中出现的人力车夫，又铺天盖地地钻了出来。和旧时代的人力车夫一样，他们头顶草帽、脚穿布鞋，脖子上缠着一条白毛巾，没活儿时扎在一块儿开着各种荤笑话，客人一来立刻文明起来：“先生，您去哪儿？”
在当年“骆驼祥子”拉车的西单、西四、什刹海、前门牌楼、东单、东四、宽街、东直门附近，都能看到三五成群的人力车夫们气喘吁吁地拉着客人满街跑，只不过今天的人力车比旧中国的人力车有了一些改良，人力车夫们由两脚“跑”变成了两脚“蹬”；后面的座席也安上了漂亮的防晒棚，客人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让人觉出一些时代的变异。
大头：原是国企的先进工作者，现在对自己的新行当也有了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
“大头”是北京东郊一家生产汽油发动机的国有企业的钳工，1970年从东直门中学直接被招工进厂，当时只有15岁。由于他脑袋奇大，工友们都叫他“大头”。
“大头”文化程度不高，仅有初中的文凭，但“大头”是钳工班的机灵鬼，他不仅无师自通地掌握了车工、铣工、铆工、焊工的技术，能独立制作各种铁箱、铁柜、铁门，还能够手工敲出比机器压的还要漂亮的大勺、水桶、不锈钢水杯、饭盒等。
由于技术高超，“大头”入厂不久就当上了班长，还几次成为厂里、区里的先进工作者。然而前年，厂子发生了“大头”意想不到的变化。由于汽油发动机滞销，库存猛增，厂里只好决定职工放假。开始每人还给200多块钱工资，后来形势越来越严重，200多块钱也发不出来了。厂里决定放长假让职工自己找活路养活自己。
当时“大头”有一个小学同学知道了这种情况，劝“大头”去蹬三轮，搞人力客运。那个同学在街道办事处的一个职能部门工作，跟人力客运站有点儿关系。大头犹豫再三，终于答应了。
就这样，“大头”从一名产业工人变成了蹬着三轮满街跑的当代“祥子”。每天，他早早起来去地铁口排队拉客，中午两块钱弄一碗劣等饭铺的刀削面往肚里一填，晚上八九点钟还舍不得收工。
一个月下来，“大头”的脸、胳膊、大腿黑得没法看，衣服大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汗酸味儿。他也习惯了“板儿爷”们的生活习俗：死皮赖脸拉生意，嘻皮笑脸聊女人，一脸正经哄老婆。
但“大头”的心仍没法和“板儿爷”们完全融在一起，他牵挂着自己的工厂，眼前时不时地就浮现出发动机流水线那壮观的场面，以及一块儿朝夕相处了几十年的师兄弟。尽管他知道，这辈子恐怕永远也回不去那座工厂了，但那座工厂给他心灵上留下的烙印是根本抹不掉的。
“大头”现在每月的收入有600多元，在当今“祥子”中算中等偏下水平。他的家住在东直门里紧靠城根的一条小胡同里，全家三口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破旧平房里。夫妻俩一张床，儿子一张床，屋里已经没有别的空间了。夫妻俩连性生活都不能进行，两口子刚一靠近，儿子那边就嚷嚷开了：“干什么，干什么？还让不让人睡觉？”
老婆得不到满足就找“大头”的茬，动不动就骂“大头”一顿。即便当着街坊邻居的面，老婆也不给“大头”留面子，总抱怨丈夫没能耐，这辈子跟着他永远也住不进楼房了。
对此，“大头”从不反驳。他知道老婆的说法是对的，因为他现在的收入只能维持吃饭，凑合着把肚子填饱。面对贫困的生活，“大头”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
瘦猴：“不能有尊严地活着，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大的心病。”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瘦小干巴的小伙子，肤色很白，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要不是他脖子上搭着一条白毛巾，倚靠在一辆天蓝色的写有“首都欢迎您”字样的客运三轮车上，我绝不会相信他是个人力车夫。
“是啊，甭说您，连我都不相信自个儿是个蹬三轮的板儿爷。我去学校，人家说我是教师，我进饭店，人家以为我是服务生，我到工厂，工人都以为我是大学刚毕业的技术员。那年北约轰炸了咱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北京的大学生到三里屯使馆区游行，我正好从那片儿路过，北京市民碰见我就说：‘学生，愤怒归愤怒，可不能连大学都不上了，跑社会上当板儿爷呀！’弄得我哭笑不得。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要干这个。我曾有个幸福的家庭，父母都是机关干部，爸爸中专毕业，母亲上过大学。不幸的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他们离婚了。原因好像是我父亲外面交了一个女的。我被判给了母亲。她本来身体就不好，离婚一折腾，没多久就病倒了。
“生活重担全压在了我的肩上。我不想跟我父亲张口，我挺恨他的，他离婚以后根本没有来看过我。我的母亲也不让我和他张口，她说人要活得有志气。我那时真有个小大人的样子，每天除了上学还要买菜、做饭，照看卧床的母亲，一切都干得井井有条。惟一遗憾的是高中毕业时我哪儿也没考上，连走读大学的录取分数线都没有达到。
“我母亲要我回到原来的学校复读，但我哪儿有心思读书啊！复读一年要花1万多块钱，当时，我母亲为了买房已经花掉了所有积蓄，家里可以说一点儿钱也没有了。我想尽快找到一份工作，一可以使自己的心踏实下来，省得母亲老为我着急，再一个可以补贴一些家用。至于大学，既然和我无缘，我也就不再想了。于是，我到街道就业科登记了。
“想不到的是，社会上到处搞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哪个工厂、哪个机关、哪家公司都不要人。我的爸爸当时手里有些权力，可能是良心上有所发现，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去找他，但我没去。
“一天，居委会主任对我说，你去蹬三轮吧，办事处想搞个三轮车运输站，于是我就稀里糊涂干上了板儿爷。
“一干上才知道，这活儿其实太难为我了！倒不是我蹬不动三轮，而是我揽不上活儿，因为蹬三轮的个个都膀大腰圆，来了活儿都让他们抢去了，只有那些别人不爱去、挣不了多少钱的活儿才归我。我那时经常整天整天赚不到钱，气得直哭！
“后来我认真想了一下，觉得自己应该扬长避短，搞别人没搞过也肯定不愿搞的长途客运。尽管人力车比不过小轿车，但它也有自己的特色，即边走边看，真正去民间体验老百姓的生存状态，许多外国游客喜欢这样的旅游方式。
“于是我开辟了一条北京至香山、北京至十三陵、北京至居庸关的旅游专线。当时好多人说肯定不会有人雇我的车，那么远的路谁不想坐汽车呢？但是，我成功了！外国人争着抢着定我的车。
“我第一次拉的是一对法国夫妇，一来一回整整用了三天。他们高兴得不得了，照片拍了七八卷，可累得我骨头架子都要散了。那对法国夫妇临走给了我300美元。当我捧着这300美元回到家的时候，忍不住一下扑到母亲床前，大叫道：‘这是我赚的，300美元，整整300美元！’我母亲问：‘这合多少人民币？’我说：‘官价2500块！黑市上还不止。’‘两天挣了两千五？’我母亲的眼睛都直了。
“从此，我母亲的脸上有了笑容，我也用自己挣来的钱为母亲买了许多营养品，还给她雇了一个小保姆，照顾她的饮食起居。作为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我觉得我没有让母亲失望，她这辈子受的苦太多了，我得让她晚年幸福。
“我惟一担心的是我的体力支持不住，因为长途客运太消耗体力了，长期下去肯定不行。我现在有一个设想，把我的三轮装上一个汽油机，这样就无所谓了，还能提高行驶速度。将来我还想买一辆大篷车，载着游客走到哪儿玩到哪儿，来一个北京周边游，专去没被开发的野地方。我相信，无论外国游客还是本国游客，对这个项目一定感兴趣。我经常和游客打交道，摸透了他们的心理。
“当然，我知道自己做得再好也不可能使我的母亲心满意足，她的理想是让我考上大学，这个我已经不可能实现了。我现在惟一的想法是让我的后代能够实现母亲的夙愿，不过说这个有点儿远了，因为我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找到。我们这些蹬三轮的臭苦力，哪个女孩子愿意跟呢？连外地女孩儿都不愿意跟我们谈朋友。我们完全可以自食其力，甚至能攒几个臭钱，但我们不能有尊严地活着，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大的心病。”
吴爷：把所有的屈辱、艰难都埋在心里
有一位板儿爷姓吴，人称吴爷。吴爷原来是朝阳区某街道工厂的工人。10年前，他20岁的时候，为了帮哥们儿出气——那位哥们儿的煤气罐被邻居偷了，邻居五大三粗，哥们儿敢怒不敢言——是他纠集几个朋友将哥们儿的邻居打了个口鼻流血，一条腿骨折。人家告了官，于是这位姓吴的小伙子去了天津茶淀挖了6年芦根。
回京后，原来的街道工厂早把他开除了，天天上班的好工人还下岗呢，甭说他这色人了。好在妻子没有变心，一个人带着刚出生的孩子顶着各种压力苦熬了6年。
出来的当天他便去街道居委会要求找工作。居委会新招聘上岗的女主任拍着他的肩膀说：“吴子，甭说你，我的老公也在家蹲着呢！工作，没地方找，人家企业、公司宁愿找外地农民工，也不找咱街道上的嘎小子。”
吴子只好自己找门路。他琢磨了两天两宿，最后觉得只有蹬三轮板车才适合自己。因为干别的自己一没有资金，二没有手艺，三没有铺面房。吴子看过电影《骆驼祥子》，对那个傻呵呵拉着人力车满街跑的男主人公印象颇深。
于是，第二天他去商场看三轮车，可价钱把他吓了一跳：520元。他刚刚刑满释放，哪有那么多钱呀？妻子这些年含辛茹苦，一个人带着孩子，吴子实在不忍心向妻子开口要。再说妻子工资也不高，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钱。
吴子也不想跟自己的“牢友”借，尽管一块儿在茶淀的“牢友”回京的第一天就找他下馆子，那些人家境都不错，有的人家里还开着公司，但妻子烦这些人，已经给吴子定了死规矩：必须尽快和这些人断绝往来。
关键时刻还是妻子雪中送炭，实际她早就看出了丈夫的心思，她四处求人打听，终于在一个单位食堂借了辆五成新的平板三轮。
吴子把三轮车里里外外清洗了一遍，兴奋地蹬着它来到北京站口。两个背着大包小裹的吉林人截住了他，问他天安门怎么走。吴子说我送你们去吧，两个外地人便上了车。吴子蹬得那个快呀，两个外地人直咂嘴：“哎呀妈呀，比坐汽车还过瘾呢！”
到了天安门，两个外地人高兴地递给他20元钱。一个星期过去，吴子赚了200多块钱，乐得他合不拢嘴。三口人来到西郊动物园，高高兴兴地逛了半天，中午下了馆子，还照了几张全家福。
下午，妻子把孩子交给了娘家，专程陪吴子去南郊的三轮车厂，买了一辆当时最有名的京牛牌三轮车。
从此以后，吴子便正式闯入了板儿爷这块田地，让吴子没想到的是这行当也像在大狱里似的分先来后到，先干的板儿爷处处吃香，活儿要拣肥的，路还得好走，瘦活儿和路不好走的则归后来的板儿爷干。吴子可忍受不了这样的规矩，他要尽快挣到钱养家糊口。吴子的个性让许多已占山为王的板儿爷心里不舒服，吴子又不擅长溜须拍马那一套，很少跟人说话，一天到晚自己干自己的。尽管吴子蹲过大狱让不少板儿爷心有余悸，但他们还是联合起来要整治吴子。
一天下午，吴子在北京站西南角揽客，被七八个早已准备好的板儿爷围起来打。但吴子一声不吭，也不躲。过路的人报了案，警车呼啸着赶到，但吴子没有咬一个板儿爷，警察怎么问他也不说是谁打的。
那帮板儿爷被他的精神和毅力震慑，终于容纳了他。板儿爷们给他起了一个大号：“吴爷”。吴子后来还去过永定门、西单、西直门，在板儿爷队伍中闯出了自己的天下。
这些事吴子的妻子从来不知道，胡同和院子里的人也不知道。即使那次吴子被打得露出了骨头，吴子也说是翻车砸的。吴子把所有的屈辱、艰难都埋在心里……只要能天天看到妻子和儿子，吴子觉得再大的委屈和艰难也算不了什么。
当今的板儿爷跟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尽管仍有许多相同之处——仍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仍是那样豪放、粗鄙、狡黠、倔强，但在精神面貌方面已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内心深处，镌刻着复杂的时代印记。作为北京市井文化的一部分，“骆驼祥子”将和北京诸多的人文景观一样，在新的世纪延伸。（《三月风》200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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