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的翟媚是一个心高气傲的广西姑娘，她的梦想是嫁到国外或港澳台去。2000年元月的一天，翟媚给到柳州观光的42岁台湾游客阿祥当导游。阿祥自称是台湾一家公司的老板，家中有车有别墅。途中俩人谈笑风生。游完景点后，阿祥又单独约翟媚逛商场、进舞厅，且出手阔绰。阿祥对翟媚说：“我在台湾忙于事业，至今还未成家。这次想在大陆寻觅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朋友。”此后俩人迅速“热恋”了。
转眼签证到期，阿祥要回台湾了。他对翟媚说：“你等着，我回台湾后马上办理结婚手续，一定让你成为我的大陆新娘！”当年6月，阿祥再次飞到广西，带来了身份证、单身证明和全部结婚手续。俩人于2000年6月14日在柳州市民政局登记结婚，蜜月还没过完，阿祥又飞回台湾为翟媚办理赴台手续。
2000年11月22日，翟媚飞抵台湾。汽车在盘山公路上婉蜒行驶到了台中县龙并乡东村远街。翟媚顿时傻了眼！这是两间破旧的民宅，周围都是贫民窟，屋里堆放着乱七八糟的锄头、铁铲等农具，墙角布满了蜘蛛网。
“事到如今，我没有必要再隐瞒你了”，阿祥低着头说。原来，阿祥是一个生活在台湾最底层的贫困农民，靠政府救济艰难度日，42岁没钱娶老婆，便萌生了到大陆拐骗新娘的念头。
听完这一切，翟媚浑身颤栗说不出话。为了防止翟媚逃跑，阿祥搜光了翟媚身上的钱。“我养不活你，你必须尽快出去找事做！”到台湾第三天，阿祥就让翟媚到夜总会做陪酒女郎，翟媚一口回绝。
就在翟媚感觉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时，她突然想起了临走时柳州一个朋友塞给她一张纸条，嘱咐她：“这上面有一个在台湾工作的我的朋友的电话，有事你去找她。”
来到台湾的第7天，翟媚趁上厕所的机会，偷偷溜到公路旁的一个电话亭，拨通了字条上的电话号码。第二天，这位叫阿兰的陌生老乡以朋友的身份从城里赶到乡下“看望”翟媚。阿兰对阿祥说：“祥哥，今天我想让翟媚陪我逛逛街，你没意见吧？”阿祥碍于情面，只好点头应允。
在阿兰家住了一晚后，惊魂未定的翟媚在偏僻小巷里的一个餐馆找到一份洗盘子的“计时工”，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23天后，归心似箭的翟媚用血汗钱买到了一张返回大陆的机票。2000年12月22日，翟媚结束了这场噩梦般的经历。
回家后，翟媚更换了娘家住宅电话号码，以免台湾丈夫打电话过来“要人”。2001年8月28日，翟媚突然接到一封从台湾发来的特快专递，原来是台湾台中地方法院的法律文书，通知她回台湾应诉，因为阿祥已经将“逃婚”的她告上法庭。
翟媚的父母向有关律师咨询，律师告诉他们：“离婚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2002年9月2日，翟媚一纸诉状将远在台湾的丈夫阿祥反告到法庭，要求解除婚姻关系。柳州市鱼峰区法院受理此案后，在大陆媒体上刊登“公告”，限令被告阿祥60日内到庭应诉。
“公告送达”到期，阿祥没有到大陆应诉。法院于2003年2月13日依法公开审理此案。法院当庭缺席判决，准许原、被告离婚。判决下达后，法院又在媒体上刊登公告送达《判决书》副本，60天后《判决书》生效。然而就在这时，翟媚突然又收到台湾法院向翟媚下达的“同居令”：要求翟媚速回台湾“履行同居义务”。
翟媚的代理人黄永坚律师向她解释，台湾法院的判决对翟媚不具有约束力，参照我国《民法通则》，这起涉台婚姻适用大陆《婚姻法》。
南宁律师刘中山认为，翟媚获得“自由”属侥幸。如果她当时是在台湾登记结婚，她的“婚姻前途将劫数难定”。刘律师还向欲嫁往海外的女孩儿提出忠告：建议在中国内地登记结婚。这样内地法院才有司法管辖权。如果在海外结婚，一旦遇到不测，内地法律将“鞭长莫及”。（《中国妇女·法律帮助》2003年第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