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下半年起，我们家老爷子就开始持续不断地腹泻和高烧。开始只是把它当拉肚子和感冒等小毛病来治，整整半年，医院去了不少回，药吃了不少盒，但就是始终不见好。直到2001年3月，老爷子在做抽血检查时，一位细心的大夫看到高得吓人的血沉指标时说出了自己的怀疑：“你该不会是得了血液病吧？”在这位大夫的建议下，我们来到了某医院进行全面血液检查。
果然，很快查明老爷子的病，是一种罕见而凶险的恶性肿瘤——多发性骨髓瘤。
就这样，老爷子住进了××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血液内科。之所以选择这家医院，就是因为它名气大，特别在血液病方面很有研究。办住院那天，给老爷子会诊的教授看他衣着整齐、又戴副眼镜，于是问他：你是高干吗？是高干就住高干楼。老爷子回答：不是。接着那教授又问：你是厂长经理吗？是厂长经理就住保健楼。老爷子回答说：我是普通老百姓，不是高干不是大款。那教授说，那你就进住院部吧，不过没有病床，只能住加床（就是在走廊里临时搭起的床铺），床位费、护理费却一个子儿也不能少。
让坎坷了一辈子的老爷子住在人来人往、喧闹不堪的过道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因此我走出住院部，找找看有没有条件好一点的病房。
这座医院有三个地方可以住院，一是四层楼高的“干部病房”，我以前去过——不是自己住，是探望一个生病的领导——虽然外表朴实，但里面条件极为舒适、设备齐全，连病房也分为卧室、会客室两间，病区人很少，显得非常安静。
第二处就是一个合资性质的“中外合资××保健中心”，简称“保健楼”。这个“保健楼”是一栋约20层左右的高层建筑，显然是刚刚投入使用不久，装修得像宾馆一样，病房分单间和标准间。单间我就不敢去看了，只看了一下标准间，发现里面设施也的确像宾馆一样，但是病房面积明显比“高干病房”小多了，也不分什么卧室会客室。只是价格不菲：每天光房费就80元钱，单间更高达150元，此外护理费等也比普通病房要高多了，即使不用药，每天的各项费用累加起来也有300元左右。
看来，即使对于我这个在这座城市中的中等偏上收入的人来说，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更别提一般收入者了，难怪那教授要问我们是不是“厂长经理”了。但是我还是决心让老爷子住进去，然而这个建议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了老爷子的坚决反对：他说我不是大款，你也不是，如果你要我住那里，我就回家不治了；在普通病房有床位之前，我睡几天过道也无所谓。
好在住了两天的加床之后老爷子有了正式的床位。这是一个只有30平米的房间，里面放了8张病床，里面拥挤不堪。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却要挤上至少16个人（8个病人和每床至少一个陪护人员）。由于血液内科住的都是白血病、骨髓瘤和红斑狼疮等重症病人，很多病人生活不能自理，排便、进餐都在病床上，拥挤的房间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恶臭。入夜，重症病号的呻吟声、哭泣声，陪护人员的鼾声搅在一起让人难以入睡。在这样的房间里待久了，真是没病也他妈的要待出病来。
不幸吗？不，我们已经够幸运了。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张病床来治病，毕竟还有一定的收入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真正不幸的是那些明知道病魔一步步夺走亲人的生命却无力救治的人，那些眼睁睁地等待死亡来临而无可奈何的人们。和他们相比，我们已经幸运得不能再幸运了。在陪护老爷子的日子里，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经常有人坐在住院部楼梯上哭泣，有时甚至是全家抱头痛哭。开始我以为是得知亲属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因为悲伤而哭，可是后来有一天老爷子告诉我，那天他看到有母女俩抱头痛哭，就去安慰她们几句，结果发现她们是因为女儿得了白血病，来住院部一打听那天文数字的治疗费让她们根本无法负担，因此才伤心哭泣。那天老爷子一晚上心情都不好，紧锁着眉头，饭也没吃几口。
负责老爷子所在这个病房的主治医生姓臧，据说是出国镀过金的医学博士。此人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保养得很好。刚住院，因为他是主治医生，我们觉得老爷子的性命全指望他了，因而对他实在是抱着感激涕零的心情，好话说了一箩筐，把他想像成一位“白衣天使”。然而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大错特错了。
因为这是一所医科大学附属临床医院，因此这里的实习学生特多。臧教授经常在查房时领着一大群学生来实习。老爷子住院的第二天，臧教授就领着一帮学生来了。令我无比惊讶和气愤的是，他居然当着病人的面陈述病人的病情，旁若无人地介绍病人病情发展会怎样，甚至预测病人还有多长时间可活。我现在还记得他在介绍到我老爷子的时候说的话，大致是这样的：
这位病人得的是多发性骨髓瘤，是由于浆细胞增生引起的。得了这种病，浆细胞会腐蚀人的内脏和骨骼，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现心、肺、肾脏等器官的坏死和衰竭，骨骼会形成蜂窝状空洞，导致多处骨折，引起病人的巨大痛苦，一般而言，得了这种病存活期是一至五年……
当这位保养得很好的“白衣天使”兴致勃勃地向他的学生说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时，我就坐在旁边。老爷子也清醒着，尴尬地微笑着，只有当儿子的才看得出来老爷子笑得多勉强。亏得老爷子一辈子大风大浪见得多了心理还承受得住，那些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的病人，听到这种丝毫不讲职业道德、不顾病人感受的混账话以后，会怎么样？！
这还不算是残忍的，残忍的还在后面。老爷子这个病需要经常抽取骨髓化验浆细胞比例，因此要做骨穿。以往老爷子做骨穿在门诊进行，一个熟练的护士3秒钟就可以做完，除了刺进骨头的一刻有些疼痛感外，基本上做完就可以走人。自从住院以后，臧大夫说骨穿要在住院部做，当时我们也没多想就同意了。谁知做骨穿那天臧大夫领来一帮实习学生，让学生做骨穿。那帮学生都还是菜鸟，拿着筷子般粗细的钢针在老爷子腿上扎了半天也找不到地方，这个不行换那个，前后换了8个学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扎出了东西。可怜老爷子疼得汗珠子直滚，又不敢大呼小叫。那次骨穿以后，老爷子一个多月不能下地走路。然而邪门的事情还在后面，那次结账时，那些个实习学生们轮流骨穿时戴的8副手套居然要我们买单，而且还算8次骨穿费用！这是什么逻辑？！
从2001年3月到2002年3月，我们家老爷子在医院一共化疗了11个疗程，每个疗程多则一万六七千，少则七八千，一共花掉了十万块。虽然我和我姐工作都还算可以，但如此昂贵的治疗费用很快使得我们全家捉襟见肘。
治疗真的要花这么多钱吗？现在我已经知道了答案——根本不是！我们家老爷子自2002年转院到省人民医院以后，现在每个疗程花费基本上维持在3000元左右，而且每次费用变动都不大。那么，冤枉钱究竟是怎么花出去的？根据我的调查，发现有以下几个途径：
方法一，离谱的药价以我老爷子必须不断服用的抗病毒药物双黄连口服液为例，同是一个药厂、一个牌子的这种口服液在我老爷子住的××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定价是27元一盒，在××人民医院定价是16元一盒，而在药店里卖7元一盒。医院里的药价，竟然是药店里价格的400％！
方法二，黑心的处方老爷子在这个医院进行化疗时，每次化疗的用药，最贵的不是化疗药物，而是五花八门的辅助药，有护心的、护胃的、护肝的、护肾的……白衣天使们的解释也很理直气壮，化疗药物等于毒药，如果不用这些辅助药会对人身体有很大损害。我们做晚辈的最怕老爷子受罪，只好赶紧让人家开处方。但是当老爷子转院到省人民医院时，人家医生却说，这些所谓的辅助药，除了前两次化疗时要使用以免得对身体有刺激外，以后疗程则需要根据病人反应确定，一般身体好、反应小的就应该停药。根据我们家老爷子的反应情况，可以说第三个疗程以后完全没必要用药了，也就是说，以后9次化疗中的辅助药都是我们被坑了！
每次化疗结束后，老爷子都会出现高烧症状。其实，每个化疗结束后的病人都会发高烧，这是身体对化疗本身的正常反应。现在我知道对付这种高烧，只用给病人肛门塞一种退烧药就可以了，两天以后保准退烧。可是当时我们哪知道这个？白衣大刀客又说青霉素已经不行了，得打一种叫“舒服申”的特效抗生素，每针150块，一天要两针。于是乎，每次化疗完了都要打6针“舒服申”，900块钱药钱加其他乱七八糟费用，一次就要1100多块，11个疗程，有10个疗程如此，其间，还要靠那种五毛钱的退烧药退烧。
方法三，真实的谎言当老爷子化疗到第8个疗程，浆细胞已经从最初的60％降到3％，到第10个疗程，浆细胞更降到1％左右。现在我们知道，当浆细胞降到3％以下就应当暂停化疗而改用肌肉注射干扰素，就可以有效地减缓浆细胞上升，等浆细胞上升到10％以上再化疗。这样既可以大大节约治疗费用，也可以减少化疗次数，也就避免化疗给病人带来的痛苦。然而，白衣大刀客们却根本不跟我们说实情，而是继续要老爷子不断化疗，目的只有一个——赚钱。
方法四，多余的检查我们家老爷子自从住进这家医院，各种检查就成了家常便饭。反正我们患者和家属也不懂哪些检查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人家让查就查呗。但是至少有两回他们让老爷子做了完全不必要而且有害的检查，一次是要老爷子做骨扫描，花了600多块。其实老爷子这个病医生也知道肯定是要侵蚀骨头的，浆细胞控制住了，骨头就好些：浆细胞升上去了，骨头就被侵蚀。可白衣刀客还是要老爷子去骨扫描，扫描了就完了，什么结论都没有，什么用也没有。
方法五，迷人的账单这世界上有很多未解之谜，而医院的账单就是这未解之谜中的一个，比如明明没有开空调却要收空调费等，我们无法找到答案。不过有一条永恒不变的定律，就是这些迷人的账单无一例外是“错误地”多收了患者的钱，而不会“错误地”少收了患者的钱，假如你能发现问题的话。医院的“错误”永远只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
我们家老爷子由于这个病导致极度的骨质疏松，骨头很脆，因此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动作都做不了。按理说做医生的你得告诉我们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可是他们从来没有主动说过一句。有一次我老妈追着他问，他竟然头也不回边走边说“烦死了，烦死了！”由于我们始终没能从这人口中问出来究竟该怎么注意防护，结果虽然我们百般小心，还是出了意外。2002年春节时候老爷子因为蹲下去修电炉子，蹲的时间太久，竟然导致脊椎骨骨折，长达半年时间里老爷子动弹不得，一动疼的嗷嗷直叫。脊椎骨折导致浆细胞急剧升高，这次住院花掉了我们一万七千块。
看着老爷子那遭罪的样子，再看看专家的那副嘴脸，我寻思着这个医院不能住下去了，于是向单位求援。单位领导也非常热心，找了省人民医院领导，老爷子转到了省人民医院。由于转院时领导打过招呼，所以省人民医院按“保命”原则来给老爷子治病。
其实这世界还是有好人的，至少省人民医院血液内科几个大夫就不错。每次老爷子去化疗，他们都非常热情，细致地询问病情，并且根据病情会诊制订方案。老爷子由于化疗次数太多，对长春新碱、阿霉素、表阿霉素等化疗药产生了抗药性，几位医生专门开了一次会确定了一种疗法，用后老爷子恢复得相当不错，骨折的腰也长好了；而且在化疗将浆细胞控制在3％以后就立刻改用干扰素，同时减少了不必要的检查和辅助药物，使得老爷子化疗次数比第一年减少了一半，治疗费则从第一年10万元降到第二年的2万多元。
据2000年7月27日《经济参考报》载：从1993年到1998年5年间，我国居民发病率上升了7.3％，但就诊比率却下降18.8％，因为相当多的城市居民有病不看；根据同一份资料调查显示，在城市中有32.14％的患者因经济原因不敢去医院，63.13％的应该住院治疗的患者不敢住院。另据广州市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有95.8％的被访者不同程度地担心今后无钱看病。
我们呼吁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医疗改革。（《百姓》200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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