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上车后，我找话和他说：“你们做交警也挺辛苦的啊，成天这么风里雨里地。”出乎我意料，他并没接着诉说自己的职业之苦，而是有了下面一篇话：
难得你这样理解我们这一行的，这活儿忒招人嫌。人家车跑得好好的，说起来也不见得有什么大毛病，就让人家停，罚，人家可不就恨么。你人往这儿一站，人家基本不会犯什么大事，（记者：所以你们不少人就常常猫着，等人犯规，有时候还通过交通标识设陷阱。）这是没办法的事儿，你哪儿说去？真有那违章的，罚也是该罚，可你不能定任务啊！像我吧，一个月得罚出180个来。不罚完不成任务，挨批，罚吧——唉！所以这活儿越干越堵心。咱也是普通老百姓啊！老百姓不容易。我这么大年岁了，心里别扭，没办法，真是别扭啊。
对此种现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管理工程系刘建军教授认为，“躲”起来是管理的需要，有些地方经常发生违章，危害太大，警察特别关注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管理方法也是正常的和有效的。而且，警察“躲”起来罚款，并没有利益可言，因为交通罚款是直接交给银行的，上交到国库，和警察无关。虽然有些地方的确有下达指标的现象存在，但交警“躲”起来执法与指标并没有必然联系，只能说如果有下达指标的情况，交警会更乐于“躲”起来罚款。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毛寿龙教授则认为，交警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把交通运输秩序搞好，对违章的司机进行罚款只是一种手段。但是万一交警为了完成分派下来的罚款任务，躲起来让司机犯错，罚款就成了目的，而交通状况也可能因此变得糟糕。国家财政收入应该建立在让大家多赚钱的基础上，决不能把基于各种违规的罚款作为财政收入的来源，更不能使罚款成为有关部门“创收”的手段。必须要明确，公共服务的财政收入不能建立在老百姓犯错的基础上。（《经济日报》200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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