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的徐英东是安徽潜山县人，在家乡一个小研究所工作，1999年6月只身到北京推销项目成果。不久，徐英东打电话给母亲冯彩云，说推销不理想，等项目推广有点眉目马上回家。
冯彩云不放心，到北京接儿子回家。那天早晨6点，冯彩云在北京见到了儿子。儿子说先去住的地方取行李，完了就跟母亲一起回家。徐英东最后说：“妈，你就在宣武门地铁口等我，我很快回来。”冯彩云坐在地铁站的马路边整整一天。儿子没有再回来，直到今天。
冯彩云能想到的地方都去了。有经验的外地人指点，离城30多公里的昌平七里渠有个收容遣送站，北京没有“三证”的人都收在那儿。冯彩云辗转找到收容站时，接待员说：“我们收到你要的人，会送到合肥遣送站，你回去等吧。”
之后的十几天，冯彩云从北京南城坐3个小时的车到昌平七里渠。得到的回答就是一句话：回去等。毫无线索的冯彩云花了180块钱，恳求司机，把收容的人可能去的所有地方都拉她走一趟。十几趟无功而返。冯彩云匆匆回到安徽。合肥遣送站说：没有接到过这个人。冯彩云再度返京。北京收容站仍旧答复：“你回去等，只要人送到安徽，会通知你们。”
2000年元旦，冯彩云和老伴徐里三第三次进京。一位曹姓女接待员突然告诉冯彩云：“我们通过电脑查到了，徐英东，9月9日由丰台派出所送来。9月13日，乘63次火车送安徽宿县遣送站。”
冯彩云和老伴立即离京返家。可宿县遣送站说：根本就没有叫徐英东的人被送来。冯彩云到蚌埠、池州、合肥、江苏徐州等几个遣送站挨个查找，结果均是：查无此人。
2000年1月末，冯彩云和徐里三第四次进京。北京市公安局收容站的一位科长说：你们写个寻人启事的东西，留一张徐英东的照片，我们给你查。2月3日，冯彩云在北京的远亲到收容站询问情况后，打长途告诉冯彩云：徐英东还在遣送站！快来领人！
办妥一切证明材料，冯彩云和大女儿第五次进京。可那位科长说“我们的电脑坏了，人在不在，什么时候查到通知你。”从1999年9月至2001年9月，冯彩云30余次进京找儿子。她心里隐约感到，儿子死了。
2001年5月，公安部举报中心告诉冯彩云，收容站让冯彩云在昌平边上的小法院象征性地起诉一下，收容站愿意多赔点钱。冯彩云拒绝了：我想知道儿子是生是死，死了，是怎么死的。这样不明不白给我钱算什么？！
9月，冯彩云向公安部提出行政复议，请求确认北京市公安局收容遣送站行为违法；赔偿因收容造成的一切损失。公安部的复议决定书说，经审查，1999年9月9日，徐英东在北京市丰台区因“无有效合法证件，无固定职业及住所”被审查，并于当日移送北京市公安局收容遣送站待遣。9月13日，收容遣送站在准备遣送徐英东时发现其下落不明。
如果公安部所查属实，至少说明，此前收容遣送站所说“已经遣送至安徽”就是谎言。复议认定：北京市公安局收容遣送站“因管理上的原因，致使其下落不明，对此负有责任”。
公安部要求北京市公安局继续查找徐英东的下落，但没有规定查找时限。在依然杳无音信的情况下，冯彩云于2002年1月提起行政诉讼。2002年9月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没有证据证明徐英东死亡情况下，提起行政诉讼的应为徐英东本人”为由，裁定“冯彩云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驳回起诉”。
接到裁决，冯彩云质问：让我怎么证明儿子死了？我天天找，不也是在找这些证据吗？！
证明死亡的另一条路是到法院宣告死亡。宣告死亡必须是公民下落不明满4年后才能申请，法院受理后，经过1年的公告期，方可宣告公民死亡。也就是说，自公民下落不明之日起，其亲属打官司需要等待5年。72岁的冯彩云要等到明年9月才能起诉。
今年9月15日，冯彩云再次前往北京市公安局原收容遣送站。收容遣送条例废止后，这里已经摘牌。一位姓蒋的负责人谈了几点意见：你儿子绝对不是死在收容遣送站；我们也一直在找他的下落，花了很多钱，估计比你要求赔偿的还多；什么时候能找到，我们也说不上；赔偿的问题，等进入法律程序后再说。（《南方周末》200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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