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期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和省委书记、省长于一川分析当前形势，认为：云南情况比较好，没有乱，恢复得比较快，生产是发展的势头；从云南的实际出发，还是以生产为中心，着重抓好经营管理，壮大集体经济。
阎红彦把云南的情况和他们的考虑向总书记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说：“你们情况不同，就按你们的办。”
北戴河会议后，阎红彦作为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9月底、10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实际是北戴河会议的继续和发展。会议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一切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同时，毛泽东也特别嘱咐大家：“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这个精神，更坚定了阎红彦、于一川和省委的思想认识。
11月26日，于一川代表省委在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省委扩大工作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提出要实事求是地执行政策，鼓足干劲，大力发展生产。阎红彦在这次会上先后两次讲话，对这一方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于一川的报告和阎红彦的讲话，受到与会同志特别是地、县委书记们的热烈欢迎，认为符合云南实际，有利于发挥工作积极性。12月10日，省委将《总结报告提纲》和《阎红彦的讲话》正式印发至公社党委。
《总结报告提纲》正式印发时，为避免误解，有意识地保留了“不需要从两条道路斗争入手”，回避了“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字句。但随后下边反映，省委明确讲了“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非常得人心。为什么正式印发的文件上没有了呢？是不是错了？因而产生“疑虑”。为了让大家放心、放手地积极贯彻省委确定的方针和工作部署，省委认为不要回避“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句话，还是写明了好。随即确定再正式印发一个省委文件。这就是《批转省委宣传部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最后在第7稿将“不需要从两条道路斗争入手”改写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他们没料到，正是“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句话，竟犯了“大忌”。西南局常务书记认为，这是公然违抗毛主席讲话，与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唱对台戏，是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
阎红彦听到批评后大发脾气，说：“简直是教条主义！”“现在云南情况刚好一点，是不是也要把它搞乱？让人民吃不上饭？”当时，阎红彦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毛泽东在1963年5月召开的杭州会议上也批评了云南的问题，指名阎红彦是“大胆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在压力下，云南省委陆续召开会议作了检查。
6月20日，云南省委的检查报告报送西南局、中央、主席。西南局于6月28日批复通过了这一检查。在此之前的5月底，专门来云南检查工作，并受中央委托处理此事的彭真在听了省委的汇报，又亲自作了考察后，认为云南省委是结合云南实际贯彻执行中央全会精神和中央指示的，说：“问题清楚了，解决了”。
至此，一场历时将近一年的风浪，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了结。但是，它对人们思想的触动和对形势发展的影响，远没有结束。（《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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