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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康藏地区最后的土司制度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在荣获茅盾文学奖数载之后，近期又作为当代文学经典成为高中语文必读课本。作家阿来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
阿来出生在四川阿坝州马尔康县马塘村，幼年时曾饱受贫困煎熬，为了筹措上初中的学费，他曾拼命地上山采药。当了一段时间拖拉机手之后，阿来又参加了高考，但因分数不够，只上了个中师。毕业后，阿来在公社和县中学教历史一直到1984年。
后来，阿来调到阿坝州文化局的《草地》文学双月刊当编辑。在编辑著名作家的作品时，他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也发现自己占据了独特的题材——早在教高中历史课时，他就接触到了“藏族土司制度”并查阅了大量的文字资料，收集了不少客观器物。他所在的马尔康县，俗称“四土”，意思就是四个藏族土司管辖的地方。藏族社会的变革如此剧烈，特别具有戏剧性，而这还是当代许多强调关注现实的作家没有看到的。他要写出这一段特有的历史和文化！
1988年，他狠狠心，用上了286电脑。不久，他的小说《群峰起舞》《月光里的银匠》《宝刀》先后发表了。
“我是一只鹰，就要亮开翅膀看我的内力。”抱着这样的想法，阿来找到了他崇拜的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克芹，请他帮助推荐。周克芹看了这叠厚厚的，打印得整整齐齐的文稿，禁不住赞叹：天府之国有能人！他把文稿推荐到了作家出版社。1989年，这些文稿被列入“文学新星丛书”，以《旧年的血迹》为名出版了。
他带着《旧年的血迹》和5岁的儿子在阿坝州的山沟沟里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漫游。他形容那一次是“晚来的成人仪式”，他找到了“终生献身于某种事业的感觉”，穿行于冰山雪沟之中，他仿佛找到腾飞的力量。
《尘埃落定》30万字一气呵成，未作一丝调整与修改。阿来拎着书稿，不远千里万里，四处寻找出版社。可除了徒劳，还是徒劳。无奈，他又在电脑打印机上，“吱吱吱——”连续发了半个月，克隆了10份，一家出版社一家出版社地寄，可结果还是徒劳，没有一家出版社给他回音。
1996年底，阿来在四川省编辑业务培训班上，与《科幻世界》杂志的总编谭楷同住一室，他向谭总说出了自己的尴尬。谭总眼睛一亮：我们主办的九七国际科幻大会正要找人筹备，你来《科幻世界》帮着搞这事怎么样？只是，我们还没有编制，只能借用你。这一借用，就是两年。
1997年夏天，正在为自己的借用而忧心忡忡，把精力全部花在《科幻世界》杂志的编辑上的阿来，接到四川作家邓贤的一个电话，他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编辑来成都组稿，你那部《尘埃落定》我推荐过了，是不是带过来给他们翻翻？
阿来用一个方便袋揣上书稿，套了件老头衫就过去了。看到编辑们用异样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他心里犯开了嘀咕：是不是看我长得敦敦实实，黑黑黝黝，又矮又胖，像个农民，一点知识分子味道也没有？不错，1.61米的我是像个陈奂生，但看看我的书稿吧，看了之后就不会再认为我缺少“文化”。
有这部书稿在各专业出版社石沉大海的“遭遇”垫底，阿来对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抱多大希望。但叫他“意外惊喜”的是，仅仅一个月左右，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给了他回话：这部书稿，我们出！
1997年底，在中国作协为阿来举行的《尘埃落定》作品研讨会上，阿来仍然像个从生产队赶来的“陈奂生”，他只讲了三句话：看到《尘埃落定》由文字变成铅字的那一刻，我有母亲生孩子时的感受，很激动，很亢奋；写作是我生命的需要，是表达的需要；从写作的完成到书艰难的出版，三年不畅路，使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写了一部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民族、对得起那片土地的得意作品，很骄傲也很幸福。（《北京青年报》200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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