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飞刚刚度过44岁的生日，现在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副教授。
“从考大学、上研究生、去法国留学到教学科研，我一直做得比较轻松。”李飞对记者说道。李飞在北京商业大学工作长达19年，不到40岁时就被评为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那时简直没有压力，很开心”。
不过，“一直想在名牌大学任教的愿望”，使李飞在经过“两年时间的曲折反复”后，终于在2002年5月正式成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教师。此时不光他的职称按照清华的标准降为副教授，而且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过去与此时之间有了一个明显的分界，他觉得“压力突然增加了”。几乎就在同时，清华大学开始了一场“革命”——50岁以下的教师当中实行新的考核制度，将教师分为三个系列：教学科研系列、科研系列以及教学系列。学校鼓励年轻教师都进入第一个系列，这个系列的收入最高、承受的任务最重、压力也最大。李飞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喜欢的科研教学工作也会成为一种“苦恼”。
一向在教学上很自信的李飞刚到清华经管学院就碰了个不小的“钉子”。清华大学教师的教学评定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学生打分，打分排名在前20名会得到一个“笑脸”，如果是最后20名就给“哭脸”。李飞清楚地记得上个学期自己得到了两个“哭脸”，“那时很震惊，心里难受极了”。
清华有自己的科研评价系统。比如，发表的文章必须在规定的“核心期刊上”；研究的项目课题应是来自国家大型科研项目或者各部委的项目等等。在清华年轻教师的头上还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进入清华有三年聘期。三年期满，学校与教师之间双向选择，学校可能选择再续聘三年或者一直聘下去，也可能不再续聘。有一位今年8月到期的副教授，已经于5月接到学校的不续聘书。
李飞这个过去经常“在跳蚤市场逛书摊，周末去河边找石头收藏”，甘于做一个“知识闲人”的人，现在“都舍不得腾出时间参加学院组织的郊游”。而且他还不是压力最大的，“有的同事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他承认自己的“身体状况处于亚健康状态。”
像李飞这样的人群，人们习惯用“精英”来称呼他们：他们大多年龄在28－40岁，拥有高学位、高收入、高地位，分布在文化、经济、政治的圈子中。但人们发现，这些“精英”们其实已经不堪重负。
不久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公布的《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十年报告》说明了这一点。1997年，企业家每天工作、学习的时间多达13.37小时。
在压力之下，“精英”们的身体状呈下降趋势，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的心理状况。在他们心情不佳时，竟然有将近一半（40.5％）的企业经营者选择了“独自忍受，一般不与人交流。”
一直研究中产阶级问题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副教授张宛丽把造成中国“精英”们身体、心理等诸多问题的缘由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自我期待很高，有时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二是“社会转型期的压力”。企业家们工作的8小时中可能有六七个小时要琢磨资金的来源问题，也要在关系网中运作，特别是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协调政府关系”上。于是，“精英”们承担了很多本该由国家和社会承担的制度成本。三是“相互之间没有形成一定的认同，也没有归属感”。 （《新闻周刊》2003年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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