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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难，倒并不全在词义的理解，更多是时代的隔膜。
譬如《四库全书》，这是今天一些学者一说就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文化工程”。最近，又一套《全书》要翻印了。有人说，此举不但能“维护国家统一”，还能“传承民族文化”，真像又发掘出了什么宝贝一样，好在吹法螺不犯法。
先前的学者说法不同。周作人在一篇回忆中说：“鲁迅平常有一个意见……这便是他看不起《四库全书》以及《康熙字典》等官书的意见。”其实，这也是当时许多学者共同的认识：“《四库》是什么呢？这只是清朝乾隆帝弘历所开办的图书馆，收集的东西虽不少，却都是不讲校勘的抄写本，装潢好看，内容并不可靠，远不及后来诸家各校本之有学术价值，此其一。”“而皇帝更是任意妄为……禁书与文字狱是其结果，可以说是《四库全书》的一个大收获，此其二。”比如，大段删改原书，使之符合皇上的口味。这些学者们认为，对《四库全书》和康熙、乾隆两朝编纂的那些官书称道不衰，“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耻辱”。
看来，先前的有见识学者有不迷信皇上的勇气，而今之一些学者一说皇上膝盖就软；前者对书，要求可靠、有用，后者则讲规模、讲装潢，唯独不讲可靠；前者对思想控制敢于起而抗争，后者对此则已麻木。这样的差别大概也是风气使然吧。（《解放日报》200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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