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汪女士为了把女儿送到德国去念书差点没把饭都戒了。记者跑到她的家里，她家就一个小房间，在城乡结合部，听说是租的，原来在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上的二室一厅卖掉了给女儿做学费用。汪女士在一家国营单位做后勤，丈夫是出租车司机，女儿去德国已经半年多了。
关于她为什么送女儿出国这个问题她有着这样的理由，并且说起来理直气壮。她说：“我女儿读书成绩一直都比较普通，初中念的就是普通学校，我和她爸爸又没有钱送她去读贵族学校。初中毕业她考不上高中，考了一所职校。现在找工作是什么情况你们记者应该比我们清楚，没读过大学想找工作提也不要提。”（记者插话：你女儿读的那种职校也可以参加高考的，再说还有成人高考、自学考呢。）汪女士说：“考大学哪里那么容易啊。正规高中都不是人人考得进的，她那种职校，本来就是捣浆糊的。再说什么普通大学、成人考试，人家根本不放在眼睛里的，我都打听过的，现在只有名牌大学还好一点，我女儿根本考不进去。在上海没有前途，小姑娘说她的同学好几个都出国去读书了，在外国读书考大学都比中国轻松，中国人聪明。我们想想也只有这条路，不如搏一搏，让小姑娘出去，将来就不一样了。”（记者插话：有什么不一样呢？）汪女士很奇怪地看了记者一眼，好像这是明知故问，说：“当然不一样，她能读书读出来最好，我们要求不高，随便什么学校，只要有张文凭，回来找个好工作就不成问题，总归是留过学的。读不出来就嫁人，想办法嫁个外国人，总比回来好，否则在这里没有前途，现在人家找老婆都不要没有学历的。”（记者插话：你们是不是也想靠女儿出国？）汪女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如果她能在外国立住脚，我们当然希望也能去，当然也要她肯让我们去。”（记者插话：出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语言关加上每年学费生活费都不是小问题。）汪女士用手指在家里“扫描”了一下说：“出国前去学德语就用掉很多钱，现在在上海学外语贵得不得了。临走我们把房子也卖掉了。现在我和她爸爸尽量省。”（记者插话：女儿去了后觉得怎么样？）汪女士说：“小姑娘说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吃，人太少不热闹。我对她讲现在让她出去不是去享受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当陈俪出现在记者面前时，这个女子染了一头棕发，穿着一件半个衣领掉在肩膀下的衬衣，开着一辆“宝马”，时髦漂亮，但一脸的百无聊赖。
陈俪自己介绍，她属于命非常好的人，活了30岁，除了读书，从来没有工作过，因为父母是大富翁，在她大学毕业后养了她两年然后她找了个丈夫又是江浙年轻有为的富裕商人，继续养着她。“是我老公要我出国的。”她说。记者问：“这么优越的生活，为什么还要出国？”“实话告诉你，现在在外地要做大生意，不可能不找关系，也不可能不动用一点非常手段。我老公一单生意都是上千万的，总要为自己留条后路，有的时候钱也总要有个地方走走。”她这么一说，把记者吓了一跳，心里揣摸她丈夫不要是贩毒的吧，钱出去走走不是洗钱吗？
这个当年财经大学毕业的才女显然看出了记者的疑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我老公是做通讯器材的。中国现在的生意场上很多政策还不是很规范，变来变去的，我老公那种投入很大的生意有的政策一变就麻烦了，所以我老公意思是我到外国去弄个身份生个孩子我们就是外国公民，现在有钱赶快在国外置点产业，万一我老公在国内破产，这也算留条后路。当然有的时候你总要拉关系，你在国内把钱给人家人家不敢收的，从外国的途径变通变通就不一样了。”记者追问：“怎么个变通法？这不是洗钱嘛？”她说：“我是外国公民，邀请人家来玩玩，签证方要求人家来了一切开销都是我的，我就给人家钱，正大光明的嘛。当然这钱是另外的，开销还是我的。”记者半开玩笑地说：“看来你出国一半还是为了行贿。”她立刻紧张起来，说：“你不要这样扣帽子，那主要都是业务上的回扣，不是行贿，不一样的。”陈俪已经在加拿大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有了加拿大身份，而她如果要拿到绿卡，就必须蹲足“移民监”，所谓的“移民监”就是按加拿大规定，每年必须要有固定时间呆在加拿大，直到拿到绿卡为止。陈俪说她已经蹲了一年了，但现在绿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真像蹲监狱啊，在那儿我又没有亲人朋友，孤独得不得了。我老公让我在那里吃好住好享受好，可是没有朋友，干什么都没劲。无聊透顶，所以我常常溜回来看看儿子，但是回来也只能呆两个星期，就又要去了。”
背景资料：陈原在国内保险界曾也算是个人物，年纪轻轻已经是某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人事处处长。一个人拥有豪华宽敞的办公室，每年几十万的年薪，开着别克车，光房子公司就替她换了一套又一套。这还不算，公司还花了8万元钱让陈原弄了一张美国某大学在上海开设的商学院的MBA文凭，为她将来的进一步高升打下了学历基础，另外顺便让她借着答辩玩了趟美国和加拿大。 陈原的E－mail：
……就是去美国答辩顺便逛了趟加拿大。答辩是在美国东部，我对美国印象一般，因为我性格比较喜欢安静，美国太紧张，结果我跑到加拿大去一看，那里真是安静，蓝天白云，让我一见钟情。有一天我就坐在一片草地上看了一天书，那一天我就决定我要到加拿大来。其实我根本不是“女强人”，在国内那么顺就是因为我是“老好人”，公司里人际关系复杂，活得很累。
从加拿大回来以后我就决定走，当时公司领导同事和家人朋友都反对，大家都觉得我放弃国内那么好的条件太可惜了。当时我是什么也听不进去，一门心思想走，我觉得我已经是美国的MBA了，到加拿大根本不用怕，完全可以过上那种安宁的生活。为了走，我出了近一百万把公司给我的房子、车子和学费钱都还给了公司，走的时候身上的钱已经不多了。谁想到了加拿大，人家根本就不承认我那张文凭。很多有正规学历的中国人出来就是为了找个好工作，过一种自认为可以比国内好的生活，或者想挣钱，但达到目的的非常少。大部分人找不到好工作，都在低层呢。我根本找不到什么工作，结果我先去一家珠宝店做营业员，有些当地人欺负我是外国人，总是偷我柜台里的珠宝，一赔就是几个月的工资，还被老板从人格侮辱到国格，我就不干了。现在我靠一点积蓄开了家洗衣店，也请不起几个人，自己也要动手。坐在草地上看书根本就不可能，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后悔，生活水平和国内不能比，而且没脸回来，回来恐怕也没什么机会。
背景资料：钱亮是上海某大学一位教师的儿子，是众多小留学生中的一员。钱亮在国内的学习成绩还可以。钱亮的同学很多因为父母是大学教师而出国念书，钱亮也要去，父亲去德国做过访问，当时租住在一个德国人家里，宾主相处融洽，主人表示欢迎钱亮也住在那里，于是钱亮去了德国。 钱亮的E－mail：
我同学的父母和我爸爸是一所大学的，他们很多人都出国去了，所以我也想出去，我不想比他们差……我觉得出国是件好事，我可以独立生活，看见很多没有看见过的东西，将来能更有出息。但是我们现在读的是语言学校，最后要经过专门的语言考试才能上正规学校。这个语言考试很难，一共只可以考两次，通不过就只好回国，所以我现在心理压力挺大的。为了我出国，爸爸妈妈花了很多钱，他们也不是很有钱的。我在的学校还挺正规的，老师都是专业的，别的有很多语言学校都是骗钱的，他们请的老师都是德国家庭妇女，根本教不好。很多中国学生考不出来，只能回国，或者黑掉打工挣钱……有钱的中国同学并不多。
现在我觉得上海真好，繁华热闹，我在这里觉得很冷清，很孤单，很想念家。刚来的时候有一次晚上我在一条大街上迷路了，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想找个人问路都找不到，心里很害怕，后来我用手机打国际长途给我爸爸，让爸爸给我指路我才找到路……我不喜欢德国，其实我心里很想回来，但是爸爸妈妈花了那么多钱和心血，我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语言考试通过，否则太对不起他们了。
我从12岁开始研究物理，上美国是因为在美国搞学问和研究还是相对完善和独立的，能够独立于商业社会，不容易受外界干扰。在美国的生活很不容易。生存的意识很强，因为很多东西都不可能，对中国人来讲没有机会，尤其又是一个穷学生在美国，个人的危机意识很深重，在美国当了那么多年的三等公民老是觉得是不发达国家来的人。后来回到中国，提着两个箱子什么也没有，生活中的资源比较少，我给自己工资发得比较低。这种不安全感就像悬崖一样，我感觉我一直在悬崖边上呆着，可能随时都会掉下去。回国的前几年一直都没有特别从容的感觉。后来公司上市，给我发的工资多了一些，再后来公司大了，我才离开了这个边缘，开始感到一种从容和舒适感。我回国以后算是比较幸运地撞到了互联网，然后又抓住了机会做大了。但是我的一些朋友，那些同样从国外回来的人，大多都还没有做大，有的弄个小公司，有的也只是在打工。
我1986年出国的原因就是想出去看一看，想比较比较，尤其我是搞艺术的，要在新的不同的环境里多看和多比较，才能更全面。
在国外做事情外国人就看你这个人能不能代表中国，你能在多大程度上把中国的信息和机会引过去，你能表达你行人家不行的东西，你才有价值。在国外做的事情肯定都跟中国有关系，不管直接间接的。我回来不是我要回来，谁都得回来。就是国外的老板、公司都要到中国来，大趋势就是都得到中国来，别说在国外的中国人了。在这种大趋势里，就不要把出去回来看得多重，重要的是你在出去回来中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还是走晕了，越走越糊涂了。如果一个人一直抱着出国镀层金的功利想法，那他既镀不着金也得不到发展机会，把劲没有使到实处，没有在根本上去提高自己的实力，这种人在任何地方都什么也干不了，我见过很多出去了什么都不行的。
任何地方都有英雄和狗熊，这在哪儿都一样，在于自己的素质。至于国家给海归派的优惠政策，我觉得这是一种温暖，是一种鼓励，鼓励大家出去多学东西，回来报效祖国，对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是有很大作用的，不要用简单的出国回来的挣得多、没出国的挣得少来衡量，这是非常狭隘的。还是个实力和本事的问题。总之，出去看看也好。不要太追究出国的理由，尽管多种多样，但不合理的东西肯定不会长久。（《采风》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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