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淼从美国回中国时已获若干个学位，横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学科。人到中年的他有过痛苦经历，经过了数年历练，渐渐适应了国内环境。他曾经执掌过某大跨国公司中国媒体事业部，又因为与国内体制的冲突成为牺牲品。
他现在是另一个跨国公司的高级经理人。经过思考，他同意化名把自己与贪官打交道的经历以及如何反腐的建议说出来，供反腐部门参考。
1999年，一家知名跨国公司A集团打算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合作推出美国《国家地理》中文版。经人介绍，这家集团找到陈淼，觉得他的知识背景特别适合，想请他出任主编。
陈淼在中国、美国学习这么多年，似乎就是盼着有这么一天。
“但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合作最终还是失败了。回首那一段，我们仅仅是要做一个好杂志，就发现有多少个因素一个个冒出来，有多少个门槛等在前面。
“我是负责媒体的高级管理者，我必须亲自操刀，也就是说我必须亲自行贿过‘门槛’。这与我几十年来在中国和美国所受的所有教育都背道而驰。我父亲是延安时代的老保卫干部，‘文革’时因江青点了他的名，‘×××是坏人’而自杀身亡；而在美国的基督教背景下，行贿是一种‘原罪’……因而我刚进入这家集团时对国内一些单位的贪婪实在反感，有意无意地拖延行贿，对他们的暗示甚至公开的要价充耳不闻，导致了与两家杂志社谈判的破裂。我受到了老板的警告。
“行贿是门很大的学问，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一个留洋博士完全可能在这个只有小学文化就能做得滚瓜烂熟的行当上惨败。
“当时我们集团想要一个批文，答应给我们弄批文的是一个大工业部底下的集团，他们能活动到部里的批文。这个批文相当重要，有了这个批文我们就可以以这个部主管、这个部属集团主办、我们承办这样的名义做会办展。这个批文还能转卖，能招揽许多国企给这个活动赞助——实际上，这类活动可能对某些国企的经营没有一点用处，甚至他们可能还在欠债亏损，但因为有回扣，一些国企老总还是蛮愿意参加的。
“这个集团里能弄到批文的关键人物还在拿捏着。我们知道，万事俱备，就只差那么一点了。我提着一个包找上门去，一开始他兴致很高，我们热情地寒暄着。我看气氛差不多了，就拿出一厚沓钞票给他。这钞票是被纸包着的，他一看就知道有多少。我说些希望以后多多支持的冠冕堂皇的话，他笑着说不用客气。我说：‘您给写一个收据吧！’他脸色马上变了，僵持了几秒钟之后他笑了，说不必了，这件小事哪用这么客气……这些都是在转瞬间发生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并不小的“小事”办砸了，并在随后努力想我到底错在了哪儿。
“他们怕，他们怕他们的收据成证据了。我们当然乐意了，既可以说清楚自己，还可以拿他们一把，因为现在有许多贪官是‘糖衣吞进去，炮弹吐出来’。我们很希望碰到那种所谓‘盗亦有道’的贪官，他们至少遵守潜规则，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但现在许多贪官不仅违反明着的规则（国家法律），连暗规则也不遵守。这样的话，如果我没拿到收据，他又没把事办了，我就成为最大的嫌疑人，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钱在他手里还是在我手里，老板就会怀疑我没给送到。”
这曾经难坏了陈淼：“做不成事是你无能，可是你要行贿又拿不到收据，我们非常着急，想各种办法，有时拿别的票据去顶，但这万把块钱你可以拿票据去冲（为了‘冲票’有时我也跑到立交桥底下去买发票），要是人民币100万元你拿什么去冲？”
“买的发票管用吗？”
“现在越来越危险了。买来的发票有些是真的，有好些是假的，现在审计得很厉害，所以为了这些事头疼得很。”
陈淼说，他有时还是说服不了自己的良心：“如果这事（搞批文）办成了，就等于是国有资产从我手里流失，我会睡不好觉，吃不下饭的。每年有多少资金流失到国外？我这不也成了一分子？那个批文的事我为什么那么轻易放弃了呢？下意识中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本来是个谈好的项目，营利模式很清楚，却眼睁睁地在我手上死掉了。损失自然都算在了我身上，虽说不用我赔，但人家不会接着用你了。公司还不错，发你几个月工资，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自己找出路……”
后来陈淼又到了另一个外资公司任媒体高级管理，做成了若干项在“圈内”还算知名的媒体项目。
我问陈淼，你都吸取了什么教训？也就是说，如果再遇到要行贿的事情你采取什么办法？
“我基本上要回避到达这种状态，实在不行，我要打听那个官员手底下有没有公司，然后通过这个公司，通过正常的账，把事情办成。这样可能既把事情办了，手续上又没有问题。”
“你怎么知道钱就能到官员的手里，如果你交了钱，事没办成怎么办？”
“是有这个问题。”陈淼说：“就是把钱交给了官员控制的公司，也不能确保肯定发生作用。虽然手续上完全合法，虽然他们在口头上承诺保证给你办成什么什么事，但落实到合同上，他们只同意写：帮助你进行政府公关云云。你没有任何手段制约这个公司，当然更别提与他们有关联的官员了。
“把钱交给官员手底下的人或者亲戚就更不保险了，就有这样的事，一个贪官的侄子拿到别人贿赂的钱后潜逃。贪官没有损失，这可苦了我们这些急着要办事的工商业者了！
“现在官员越来越不想跟你直接见面，你还只能找这些官员的‘裙带’，要是直接找官员，他可能义正词严地一口回绝。所以，当贪官变得越来越聪明时，工商业者的风险就越来越大——过去，虽然贪官不给收据，你还是可想办法搞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偷录偷摄做证据，以防他们光拿钱不办事，就像赖昌星做的那些事一样。
“即使你知道那钱入了官员的手了，但由于他们是‘准入’和‘门槛’的把关者，即使一两次不兑现（这完全看他当时情绪和个人道德了）我们也不能找他计较，除非我们以后不在这行干了，这是我们非走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当法制只是一句空话的时候，当政治权力大范围介入经济领域时，这是每一个有正常思维的商家都要做的，甚至是必须做的。
“对那些有用的官员不能临时抱佛脚，平常就要联络感情，经常让他们带全家到国外去一趟，过年节送个礼什么的。但是，现在那些真正管‘准入’的官员已经非常富了，比我们这些海归舒服多了。曾和一个这样的官员聊过，他说世界上好地方都去过了，像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摩纳哥的蒙地卡罗、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瑞士的日内瓦……他都去烦了。他去的地方连我这个在美国待了11年、又满世界飞的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没去过。像这种人，你现在送他两三万美元，根本不入他的眼，无动于衷，不起什么作用。”
陈淼又一次强调，现在贪官的风险非常低，风险都转到了企业家身上。他说他现在就知道一个还在位的贪官，“吃得”大着呢，你没办法举报，没证据，而且更关键是，换一个新的又得喂。所谓蚊子理论——赶走一批又飞来一批新的，还不如让已有的吃饱完事，不再骚扰。
“还有一种新的贿赂方式，”陈淼突然想起什么，“现在这种方式较盛行，就是通过一些私人俱乐部和会所贿赂官员。现在北京和上海有很多这种私密的俱乐部。这些俱乐部都是有背景的人开的，他们有各种条件，能用各种方式结交和搞定官员。他们的信誉比较好，比那些官员亲属开的公司可靠，也显得档次高，当然收费也高一些。我们的钱可以以会费或其他干净的方式给他们，他们再以各种‘干净’的方式转给官员，督促他们把事办了。这样我们自己也没心理负担，还能在俱乐部里享用一些待遇，比如游泳、按摩，或者喝杯现榨的果汁……”
有越来越便捷的行贿方式，陈淼反而心理很复杂。我问他利用过这种俱乐部方式没有？他说利用过一次，而且办成了。
陈淼的职业和经历使他对现在的“贪官文化”的变迁有很深的体会：“现在的贪官狡猾极了，被抓出来的那些人，一般都是过去做的事犯了（现在他们不这样做事了）或者是利令智昏。
“现在他们最不济也是亲属出面，亲属有个什么公司，你跟它打交道就行了，账面上看不出什么来，正常的生意往来吗。比如说局长的公子掌握一个什么文化公司，你把钱交上，他跟你签约保证什么服务……再隐秘点的，事主公司给国外的一个什么学校赞助，然后让这个学校给官员的子女发奖学金，弄到国外上学、定居……
“这样，这个官员既没有风险，还能炫耀他的孩子多棒多棒；还有绕得更远的，就是外资公司把这笔钱捐给国外的什么慈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再以赞助教育的名义把这笔钱给某个学校，然后这个学校再发奖学金给这个官员的儿子，这样就一点痕迹也没有了。
“还有的就是双方私下立一个‘生死之约’，官员给开绿灯的当时，公司方面一点好处都不给，可能一直等到多少年后，等这个官员退休或下海后，再给他在公司弄个职位，给予高薪……能做到这样，双方必须‘盗亦有道’。互相都很义气，做人做得漂亮，但合伙坑的是国家和纳税人……总之，现在贪官的好处可以放到很远很远，所谓羚羊挂角，踏雪无痕。”
还有一种现象对陈淼来说很头疼：“有许多事在那些官员的概念里根本就不是受贿，他们知道即使发现了也不会受到惩罚，但我看来确确实实是腐败。“比如最近某个部下面一个非常大的局，打来电话说：‘我们有个会要去拉斯维加斯开，你得去呀！’这不是明摆着让我出血吗，我们马上送了一笔钱过去。这笔钱他们并没放进个人腰包，而是集体腐败了。”
这种“集体腐败”反映了腐败的合法化和对政府机关的整体侵蚀。
“依你之见，如何才能改变或者防止这种腐败横生的局面？”
“很难！但也不是无方可医，”陈淼说：“这是个体制的问题，在不改动体制的情况下，新闻监督和真正的市场化是解决问题最有力的武器。全世界各国的体制都有不完美之处，对此，最大的补救就是新闻监督，也即民众监督的声音。许多专家都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对于预防执政党腐败，新闻监督比自由选举和多党制都更有操作性，更有力度。
“另外，市场化真正实行之日，也就是贪官坐收渔利特权的消失之时。实际政府对百姓，对工商业者设定的许多限制大都成了贪官贪腐的方便法门。比如一些外国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的限定，以及要进行的鉴定和检测，比如对文化产品的限定（书号、刊号、光盘号……），都是可以用钱买通的，真正起到了国家设定这些限制的初衷了吗？没有！同理，对新闻的限制也会产生不利后果，比如，曾有个规定，大灾害报道是某家新闻单位的专利，其他媒体只能跟从……要知道，对于一个要瞒骗的单位来说，搞定一个媒体比搞定十个媒体容易多了。
“如果在以上都不能变的情况下，至少管理制度要先改，也可能减轻腐败。比如至少条件透明，资源公开，让巡查制度和审计制度真正发挥作用，让底下的民声真正能通达到上面，反映到有关部门。
“权力得到制约，机会相对平等，这已经到了必须考虑的时候了。”陈淼忧之甚深。
“有些中国媒体总在夸大西方某些人，比如个别律师、牧师、经理人不好的地方，给人造成全行业都是这样的印象（实际西方各方面的职业道德比我们好得多），实际受损害的是我们自己。因为说老实话，中国大多数人骨子里是崇洋的，是下意识模仿西方的，以西方的规则为坐标的。他们会认为，连西方都这样，我们这样也不妨，世界的事无非如此……”
陈淼的意思，这个世界有亮光的地方，我们应该爱护，不管是出自东方还是西方。这对防治腐败是有好处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