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鲁迅和郭沫若的一桩公案。1928年初，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新锐分子冯乃超、李初梨等，为了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竟然将自己的“盟友”鲁迅当成了绊脚石，向鲁迅发起了猛攻。猝不及防的鲁迅开始有点莫名其妙，稍后，鲁迅看出了“盟友”阵营的微妙变化，便先后写出了《醉眼中的“朦胧”》等文进行回答。殊不知这些回答却更加激怒了创造社诸君子，他们把鲁迅比之为中国的Don－Quixote（堂·吉诃德），把鲁迅的回答称之为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为了声援这些年轻的朋友，创造社元老郭沫若先生也披挂上阵，他用杜荃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称鲁迅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的反革命”。毫无疑问，这三顶帽子对鲁迅完全不合适，而且，套用一个法律术语，杜荃严重侵害了鲁迅的名誉权、荣誉权。
照理说，鲁迅完全可以将杜荃先生告上法庭。然而，鲁迅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写文章进行反驳，称他们为“新才子＋流氓”。郭沫若也没有因此将鲁迅告上法庭。因为他们都知道，对于别人的批评与攻击，他们的自卫手段只能是反批评、反攻击，即只能是“纸上谈兵”。否则，丢掉正常的反批评、反攻击，请律师，打官司，这只能表明自己无能反驳。即使官司打赢了，也只能贻笑大方。幸亏如此，人们才读到了那一篇又一篇互相驳诘的天下妙文。
以此观之，不知而今那些因文艺批评而起的诉讼案，抹煞了多少天下妙文？（《中华读书报》2003.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