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以剿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曾国藩的私淑弟子自居，曾国藩记有日记，周也从上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记日记，特别是当了汉奸以后，对记日记就更为重视了。他是用商务印书馆印制的“国民日记”或“大众日记”本记的，每天一页，长短不等，不记不睡。如果因为生病或某种特殊原因，当日不能记，事后也往往补记。内容主要是：每日接触的各类人物，重要谈话要点，自己的思想情绪，对国内外大事的看法，以及家庭纠纷等等。
抗战刚胜利后，我母亲把周的日记寄存在顾祝同的丈人许某家。周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关系很密切，母亲认为日记由许某保存万无一失。
1945年9月，周佛海及其亲信被军统特务用飞机送往重庆白公馆。不久，我和我母亲也先后被送往白公馆。我离开白公馆之前，周佛海和我说：“你母亲把一部分财产和我的日记放在许家，当时我是同意的，因为顾祝同以为蒋介石会委派他接收上海，这样他就有求于我。但结果，委派的人是汤恩伯，那时我不得不与顾的对头汤恩伯合作。何况我现在到白公馆已经7个月了。因此，放在许家的东西是否可靠，我是不放心的。”他要我出去后，设法把日记取回。果不然，周佛海被软禁后，许某怕受连累，就将保存周的日记及财产的事对顾祝同讲了，顾听后大怒，让许某立即送交军统局。这样，周佛海的日记便落在军统手里了。
不久，周佛海被羁押并被判处死刑。经蒋介石下令特赦，周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汪伪时期中央储备银行总务处副处长、国民党中统分子石顺渊，约我到上海淮海路一家咖啡馆见面。他说：周的财产现已转到军统控制的敌伪逆产管理局保管，其中有一个职员，愿意把日记偷出来还给我们，代价是十根大金条，当时一根金条重旧制是十两，总数是一百两。周是很想搞回这些日记，但觉得代价太大，我母亲则坚决反对，结果决定不要。
全国解放后，政府档案部门从国民党遗留下的残存档案中查到了周佛海的7本日记，并作为重要的文史资料妥为保存。1980年4月，我的历史冤案（受潘汉年、杨帆同志冤案牵连）得到彻底平反。老战友蔡德金专程到上海与我交谈，希望我能提供一些有关周佛海的材料。我向他提出了周佛海日记的事。我们都认为应该尽力找到这些日记的下落。他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走访了有关单位，终于将现存的全部日记查清，并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同意，由他整理、编注出版。（《周佛海日记全编》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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