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几天，一些原定发表的广告和新闻忽然不发了，约定的记者采访也取消了。傅聪是个十分敏感的人，他觉得困惑、不安，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恰在此时，一天晚上，中宣部理论局的郑仲兵告诉我：中央党校高级班一个学员给胡耀邦写信，对《人民日报》刊登那样大的广告，而且把一个“叛逃者”尊之为“先生”表示愤慨。胡对此信作了批示，大意说：演奏会开了也就开了，还要这样“大肆宣扬，真是荒唐！”
第二天傅将离京赴沪。我见到他，他的情绪显然不太好。当晚，我一夜未睡，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把我知道的有关傅聪的情况向他作了尽可能详尽的报告，并说：你对党校信件那个批示不妥，我听说之后十分不安。我想，你如果了解有关情况，就不会那样批示了。次日，我把信稿送给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枫同志看，他说：你信中材料是准确的，但是不要提耀邦批示，那是内部的东西，你何以知之？也不要去批评耀邦，你把那些话统统删掉罢。我说：不能删。据我所知，耀邦是可以批评的，而且是欢迎批评的。你甚至可以同他当面争论，面红耳赤，如果你的批评合乎事实，有道理，他不会生气，反而会高兴。
那封信我一字未删。中午12时半，我骑自行车把它送到中南海东门，交给书记处一位秘书，并告诉他：这是一个“急件”，请求尽快送达。后来，书记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下午2点，胡一上班，就读了我写的那信，随即说：这件事要想个办法妥善处理。当天或次日，胡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大意说：傅聪的出走，是情有可原的。出走之后，没有做损害祖国的事。他在国外刻苦钻研业务，回国演出、讲学受到欢迎。对他，要体谅，要爱护，要关心。他在国外生活得不甚富裕，回来演出、讲学，要给一点报酬。要派一个人去同他谈一谈，以表示社会主义祖国的母亲情怀。当然，出走毕竟不是一件好事，对他是一个污点，如果没有一个公开的态度，不能宣传他。
一个晚上，代理文化部长周巍峙要秘书在电话里把胡的批示读给我听，并告诉我，已决定派吴祖强（时任音乐学院副院长）立即去上海见傅。后来，周巍峙以代理文化部长的身份请傅聪吃了一顿饭，询问有何需要帮助之事。傅说，黄宾虹送给他父亲傅雷许多书画，他想带几幅去英国，但海关不准。周于是同外事部门联系，使傅得到了一个免检签证。
以后，我写的那封信，人民日报社印了一期大字“内参”。（《炎黄春秋》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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