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述两大举措，我总觉得它似有“越俎代庖”之嫌。国土部门当然应该审查建设用地，但审查的范围应该是看所申报项目的用地是什么性质，是否改变了用途，是否违反土地法以及是否符合国家土地政策，等等。而“形象工程”是什么？它的核心问题应该是某项工程是否符合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某项工程申报用地了，国土部门难道能以该工程是“形象工程”为由予以否决吗？
银行是经营性单位，要赚钱就必须把钱贷出去，而是否贷款给谁，首要的是看它的信用如何，而不是看它是否符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所谓“形象工程”基本上都是政府搞的，其贷款是由政府信用作保证的。在中国，这种“信用”绝对是“一等一”的，即使工程“烂尾”或经营失败了，贷款还不了，不也可以挂账吗？反正银行也是政府的，肉烂了也是烂在锅里。一些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都照贷不误，凭啥不给政府的“形象工程”贷款呢？
更重要的是，你凭啥认定它是不是“形象工程”呢？国土部门也好，银行也好，都不是宏观经济部门，要作出这样的判断，其难度显然是很大的。
那么，谁能作此判断呢？当地的宏观经济部门应该具有这样的能力。比如发改委、计委等。但问题是它们没有最终决策的权力。在主要领导已经拍板上马的情况下，各个部门也只能“证明”其可行性。所以，“形象工程”的要害还是在于决策上，即决策中的随意性和一言堂。要根治“形象工程”，就必须推行决策上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同时加强对决策的监督，包括群众监督和人大监督，而人大的监督尤其重要。假如“科学”不要了，“民主”丢掉了，群众监督是空话，人大监督被虚化……如此这般，“形象工程”怎能不屡禁不止呢？（《南方周末》200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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