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央统战部20多年的工作中，起草过近百篇党外名人的生平悼词，同事们戏称我为生平悼词“专业户”。1988年6月23日，95岁的梁漱溟先生逝世，起草《梁漱溟生平》的任务，便落到我头上。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学者、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文化名人。他与现代史上不少重要人物有过接触。他接待过孙中山，与蒋介石面对面地讨论过问题，与毛泽东也进行过多次交谈和辩论。一生有大量著作行世。他的思想变化甚大，曾因探求人生问题找不到出路而自杀过。对这样一个在政治、文化、思想诸方面都有自己建树的名人，盖棺定论，我感到有相当的难度。
《生平》起草出来后，有一句话还是把握不准，即“1953年在讨论社会主义总路线时他提出不同意见，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
为了落实这句拿不准的话，我向部领导建议并得到批准，给中央专门打了一个报告。说明1953年对梁的批判，总的原则和出发点是对的。他的思想观念和当时言行背离了党的总路线，客观上起了挑拨工农关系的作用。梁漱溟自己也作过反省，但对梁的批判，方式上确有失之于粗暴的地方。这件事前因后果很复杂，不容易讲清楚，又不宜不讲。所以生平稿只写了这样一句话：“1953年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
生平稿在上报的同时，送家属征求意见。1953年梁被批判一事，是其家属、亲友及社会各界特别关注的事情。7月6日，中央书记处批回《生平》稿，把“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改为“受到批评”。梁的家属看到后，意见很大，中午12点打来电话，表示如果这样改，就不同意发表，也不参加第二天的遗体告别仪式。问题一下子变得复杂了。我们只好再向部领导请示，几位副部长同意恢复原话，但部长阎明复不同意。怎么办？我想到，梁生前曾是“第三方面”，现在也不妨请“第三方面”的人士出面调停。经过请示，我们马上打电话请叶笃义和孙起孟两位先生来部。两位先生都认为家属的要求并不高，应恢复原话。
下午四点半，我们把梁先生的两个儿子培宽和培恕请到部里。先由一位副局长出面解释，讲了一些对生平稿“宜粗不宜细”的道理，家属听后很不以为然，说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修改？几个字的修改，到底是粗呢还是细？问得大家无言以对。家属表示，这是强加于人，断不能接受，不出席告别仪式。这样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家属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干脆删去关于1953年受批判那段话。孙起孟和叶笃义两先生都赞成，我们也觉得这个主意很好。
这时已经到了下午六点多，我们没有准备晚饭，就请梁氏兄弟先回去，答应一旦把事情落实，立即电话通知他们。巧的是，送他们出礼堂大门时，碰上阎明复正往门里走。我马上让梁氏兄弟留一下。我追上阎明复，向他大致作了汇报，他也同意去掉1953年一句的意见。后来，他对梁氏兄弟说，我们写东西要考虑各方面都能接受，有些是非，统战部没有权利评价，也不能违背六中全会的决定。何必为了丧事而增添烦恼呢？阎的话很在理，家属也从心里表示接受。
第二天，家属参加了梁老的告别仪式，《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梁漱溟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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