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最后败露，根据美国在1977年通过的《外国腐败行为法案》，美国公司向其他国家的高级官员行贿，都属于违法行为。于是，总裁被推上了审判席。
然而，在审判席上，总裁为自己的辩护底气十足。他列出了自己这么做的六大好处：一是飞机制造商获得了订单，不但得以免遭破产的厄运，反而得以发展、二是工厂的工人不仅没有下岗，反而增加了岗位工资；三是工厂附近的小镇更加繁荣；四是C国受贿的政府高官免遭解职甚至被捕；五是还使C国政府购得了性能优良的飞机；六是C国航空业因此提高了安全性，乘客的增多加强了经济中的流动性，从而有利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总裁因此认为，尽管行贿与受贿的确是腐败，但这是一种“双赢”。
总裁的辩护我们何等熟悉：这不正是国内所谓“腐败即使不是最优也是次优”、腐败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在至少不会损坏一方利益的前提下提高了另一方的收益）”吗？
可惜总裁的说法遭到了法官的反驳，也遭到了《经济伦理学》作者的反驳：第一，如果以财务困境的理由可以向官员行贿，是不是所有的处于困境中的公司都可以向官员行贿？如果这点成立，“这种贿赂行为对整个企业经营体系造成的损害，对公平竞争的损害，对机会均等这一前提的损害”，折合成价值到底哪个大？第二，该公司以贿赂的方法摆脱了困境，使工人免于失业，使小镇得以繁荣，“但对其他同业公司及其雇员利益的损害”并没有被计算。第三，对于那位受贿的政府官员来说，尽管没有因为挪用公款而受调查，但却使其陷入了新的违法行为。第四，这100万美元贿金又从何而来？要么是被计入成本，最终增加纳税人负担；要么计入公司的经营成本，最终从股东的红利中扣除。无论哪种情况，这种行为都侵犯了原所有人的权益。”第五，这一跨国贿赂行为还会同时损坏两国政府的公众形象。由此可见，腐败表面上看，对于局中人的确是“帕累托改进”了，但从社会总收益与总成本角度算账，是失远远大于得。最后，陪审团成员一致裁定：该飞机公司总裁有罪。
值得注意的是，反驳者特别反复强调了腐败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认为如果不惩治贿赂者，“一旦贿赂行为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方式，人们将无法进行等价交换，从而对自由市场制度形成极大的损害”。这与我们某些经济学家鼓吹的“腐败出一套新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读书》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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