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高位退休的这三位中共领导人，以个人化的方式，在卸任后数月“有些重大事件的热度甚至还没有完全消退”时即推出回忆文字，回溯中央决策的来龙去脉，新中国历史尚无先例。
对于关涉重大问题的国家决策，普通公众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官方解释不可预期，传言甚至谣言有时就掌握了话语权。中央党校党史学者辛鸣认为，卸任高官以个人身份回溯历史的书写，构成了一个“非官方、非小道的渠道”，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权威而客观的信息渠道逼近事情的真相。这些著述不是将尚属秘密的档案公开，而是将历史的细节以个人的眼光、视角呈现出来；不是未解密事件的披露，而是重大事件参与者的自我表述。
担任两届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教育长达10年的李岚清，在《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自序中将卸任著书视为“向人民作个汇报”：写书旨在“让读者了解国家公共政策和重要决策的形成过程，当时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
钱其琛在《外交十记》的自序中道：“有情叙往事，无官开新卷。”辛鸣分析说，“无官”的身份代表个人，为著述奠定了浓厚的个人色彩基调，而淡化了其政治诉求。同时，作者强调“非史非论”，这个定位弱化了全书的政治色彩，呈现出个人视角的真实和真诚。
有学者认为，政治家的回忆录对公众影响深远，这种作品中的政治话题和知识，对于培养公民意识、公民理性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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