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28日，桂希恩获得“贝利―马丁奖”
2月28日，欧洲著名银行家马丁・哥顿先生亲赴武汉，把专门
发现艾滋病灾害
1999年7月，在中南医院进修的一位医生因为乡亲得的一种“怪病”而向桂希恩请教。桂希恩去这位医生的老家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探察，发现当地病人的临床表现很像艾滋病。他采集了5个人的血样带回武汉检查，结果其中两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桂希恩再赴河南，抽血范围扩大到50多人，发现了儿童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他立即向河南省有关部门反映并建议：赶快控制艾滋病毒携带者与他们的家属，建立爱心医院，收留艾滋病人。
3个月过去了，桂希恩没有收到任何回音，再去河南也遭遇了相当的阻力。这年10月底，他带着调查报告到北京，报告直至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手中，李岚清副总理作了批示。
31岁的程金最早被证实患艾滋病，他到邻居家坐过的凳子被丢掉，村里人见了他就躲。桂希恩颇费苦心地在村头和程金照了一张握手的照片，让他放在堂屋里最明显的位置，以告诉村里人，一般的接触不会传染。每到一个村子，他都这样一点一滴地宣传。
2001年6月，桂希恩进文楼村送药时，当地政府派警察阻挠，好心的村民把他藏在自家米缸里，午夜时分才送他上了南下的火车。
文楼村几位艾滋病人到武汉求医。他们都是借粮度日的艾滋病人，路费全是桂希恩提供。医院安排5位病人住进一个即将拆毁的旧房里，但仍然遭到邻居强烈抗议。桂希恩将5位病人接到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共用卫生间。在并不十分宽敞的三室一厅里，客厅摆着两张床，供病人住宿。每日三餐，他都与5位病人在一张桌子吃。
为病人抽取血样，桂希恩也只能在家里做，他很无奈：“在家里抽血是违反规定的，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有两次在为艾滋病人抽血时，不慎针头扎在手上，他并没有慌张，简单处理后，又为下一个病人抽血。万幸的是，后来化验表明，他并没有因此感染艾滋病。
桂希恩的经济账
没有人可以说清桂希恩到底曾为病患掏过多少钱，桂希恩也坚决拒绝外界任何数字上计算的尝试，因为“这些小钱不值得去算”。
医院疾病控制处的柳主任说，桂希恩个人的时间大都用在下基层。如果某地有疫情上报，医院通常会通知一些专家组团下去会诊，但有时桂得到通知后就抽空自费下了乡，然后再跑回来交个报告，说“不用去了，我已经搞清楚了”。但桂希恩从来没在医院报销过路费，他也拒绝报销外出调查的费用。他的理论是：“这是我喜欢的事，我愿意做，就像人家出去旅游，也是自己出钱。”
从1999年到现在，他接触过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不下500人，再加上那些人的亲友、孤儿等等就没办法准确计算了。每次这些人来，他就会自费让他们去做检查，光这一项就差不多是300元钱一个人。
桂希恩得奖后，资助了58个孤儿。医院同事说，关于桂希恩资助儿童的数量其实难以计数，有一次他们去随州，一户农民家有两个痴呆儿，桂没作声就把地址详细记下来，随后暗地里给予捐助。桂希恩自己极其俭省，每月打在他个人账户上的工资，除了取出四五百块的生活费以外，剩下的钱，只要病人有需要，他就随时去取。
“我选择合作”
桂希恩与高耀洁，可以说是民间抗艾滋病的两位标志性人物。“我非常敬重她，她做的事情相当了不起”。桂希恩这样评价高耀洁，但同时也坦率地说，“我跟她的某些想法和做法有些不一样”。
桂希恩说，曾有一个患者和县医院打官司，医院败诉以后的代价是一次性支付320万元，以后每年赔偿患者40万元，而这个医院一年的收入才900万元，这样的医院一打就垮。“在很多偏远的县市，惟一的大型医院关了门，就会有更多危险的卖血渠道泛滥开来，依此恶性循环，后果不堪设想。”
桂希恩很早就深感对艾滋病的防治不仅是人道主义的体现，更是社会公正和安定的需要。“艾滋病问题如果没有政府主导，单靠民间人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一定要靠政府。”在2月28日的颁奖礼上，桂希恩精心准备了一部半个多小时的幻灯片，一向不善与政府打交道的他很乐意在这样的场合，向政府官员宣传防治艾滋病的紧迫意义。
桂希恩的精神世界
让桂希恩手下的医生来评价他，大家用得最多的形容词就是“圣洁”。
与桂希恩交谈，会发现他的语调自始至终地平和，社会对其承认与否、褒奖与否，对他而言似乎并不重要。
桂希恩的母亲是美国人，祖母是法国人。父亲桂质廷早年在康奈尔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在普林斯顿获博士学位。解放战争后期，有美国朋友来信劝桂质廷出国，并为他找到了工作，他回信谢绝，坚持留在国内，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桂希恩的母亲许海兰生前一直担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曾经当过全国三八红旗手。1978年许海兰出国探亲，不顾海外四代93名亲属的挽留，以八旬高龄毅然返国。当年武汉大学不少老师被打成右派，他们的子女无人照料，许海兰每月领到工资后，就来救济这些父母被划成右派的孩子。或许是这样的家风家教使桂希恩淡泊名利，有了超越名利的精神家园。
（《三联生活周刊》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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