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是舆论给予那些掌握公共权力、同时又从事企业经营者的一个形象称谓。
官员经商已是第三波
官员到企业兼职从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了，中央也不断下发各种文件对此现象进行规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第一波官员“下海”浪潮，全国各级党、政、司法机关
20世纪90年代初期，第二轮官员下海浪潮再起。
进入21世纪的“红顶商人”，已是被观察者称作第三轮下海潮中的弄潮儿。正是在禁止官员经商的法规、文件不断出台之际，第三轮下海潮呈现了自己组织化、制度化的时代特征。
权贵资本主义正在形成？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史卫民认为，官员在企业兼职是政府与企业恶性互动的一个结果。政府官员受利益驱动，愿意扮演亦官亦商的角色，而企业也有要官员兼职的需求。
原因在于，如果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没有确立，政府的权力仍然无限，行政力量仍然在管制或干预市场，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就可能遭受各个部门的吃拿卡要和政策限制，那么出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企业也希望有官员兼职，为他们摆平各种关系，争取政策优惠。
而官员也乐于到企业兼职，其利益是显而易见的。所谓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这种合谋，损害的是社会的公平。“‘红顶商人’现象反映了一个很危险的倾向。”它从一个侧面表征了我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正在形成。
“权贵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谈及中国走向时经常用到的词汇。在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已是不可逆的历史定局。但是，两者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离开建立规范、公正的、有利于大众的市场经济方向，走上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存在回潮可能
也许正是觉察到这种危险，又一轮自上而下的对“红顶商人”的清理工作已经开始。但效果如何，尚难预料。清理官员在企业兼职的运动已经开展过多次，但从各地的情况看，很少有官员因此而受到处分。
这与香港的“黄河生事件”形成鲜明对比。1999年6月，香港媒体调查得知，时任香港特区政府税务局长的黄河生，其妻子郑丽容在湾仔开设了一间税务公司，为各大小公司提供各类报税服务。该公司所在物业的业主就是黄河生夫妇合组的“企业代理有限公司”，黄河生个人拥有“企业代理有限公司”的一份股份，间接与“税务公司”存在关系，却没有申报。此外，黄河生违反内部规定，先后七次直接处理其妻公司代表的税务个案。虽然没有证据显示黄河生工作当中有徇私行为，但他还是因此而被解雇。
而在内地，“即便有人因此受到处分，地方官员也认为是撞到枪口上的小概率事件。纸面上的规定和地方政府的实际导向不一样，这一点地方官员很清楚。当看到高层领导也是‘红顶商人’时，他们会固化这种判断。”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所副研究员王胜光说。
经验表明，清理整顿任重道远。因此，能否巩固这次清理整顿的成绩，防止回潮，人们拭目以待。
（《新闻周刊》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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